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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转帖]“清华简”研究论作转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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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发表于: 2009-08-15   
李学勤:清华简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清华简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 □本报记者 何兰芳 李学勤,著名历史学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1996年起担任国家95重点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 问题大家都可以讨论,以后可以慢慢地来研究。《尚书》本身已经被讨论了两千多年,以后还要再讨论。清华简出来后也是一样,我们也不过是又一次发现这个材料。清华简对经史研究意义重大 记者:清华简的发现,是这两年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大家都非常关注。您能谈谈这批竹简对学术发展的意义吗? 李学勤:意义非常大,我想这是没有问题的,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如果按传统学科来看,这次发现在主体上是经和史的内容。 记者:有没有子学的内容? 李学勤:基本上很少,当然我们还没有看完,有些内容我们还不太知道。过去很重要的几个发现,比如郭店简、上海博物馆简,基本上是以子学内容为主,比如儒家的著作、道家的著作等等。清华简有所不同,是以经、史为主。经里面最主要的是《尚书》,《尚书》也主要与历史有关,它是一种历史文献。所以这次竹简的主要内容按今天的学科划分来说,主要与古代的历史有关。这应该是与墓主有关系,因为随葬的一般是墓主人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们说的《尚书》是广义的,因为也有一部分基本属于《逸周书》。《逸周书》过去认为是《尚书》之余了,也与《尚书》有关,是“书”这一类,广义的《尚书》。我们这个发现特别重要。你知道从西汉以来,一直有今古文之争,核心就在于《尚书》。《今文尚书》、《古文尚书》是今古文之争最主要的问题。《古文尚书》大概是公元前140年前后在曲阜的孔壁发现的,但学术界对此仍有争论。这批竹简后来散失了,到东晋又出来《古文尚书》。这个《古文尚书》现在可以证明是后人编纂的,今天一般称为伪古文。我个人认为倒不一定非要强调它伪,只是后人编纂的,是根据遗闻记录的东西。今天我们发现的是真正的《古文尚书》,和曲阜发现的一样,时间也许比它更早。从文字来看,很可能是在楚地出土的,是楚地公元前300年左右发现的《尚书》,与孟子、庄子的时代差不多。 劝酒乐诗与《乐经》及《诗经》之《蟋蟀》的关系尚不能确定 记者:清华简中被认为是周武王时的劝酒乐诗,现在是否能确定就是《乐经》的篇目,如果能确定,其依据是什么? 李学勤:有这样一篇东西,以后还可能整理出类似的东西,我们也不妨预言。不过就这一篇来说,有些工作还没有做完。还有些部分没有找到,也许就找不到了,但基本上它的轮廓已经有了。至于它与《乐经》有没有关系,我今天还答复不了。秦国以后,六经就变成五经了,《乐经》不存在了,后来只有《乐记》。没有《乐经》,《乐经》到底什么样我们并不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说这篇东西和乐有关,因为里边说到饮酒赋诗,你也知道诗三百都是可以弦歌的,本来都可以奏乐的。从乐的角度就是乐,从诗的角度就是诗。所以过去有人说实际上没有《乐经》,因为诗只要把它入乐就是乐了。这个问题也还有争论。我们这一篇东西肯定和乐有关,而且是和乐非常重要的内容有关。我们只能说到这个程度。 记者:据说此篇劝酒乐诗与《诗经》之《蟋蟀》有关系,能谈谈它们的具体关联吗? 李学勤:这一点今天还不能做一个最后的答复。有关系是可以说的,但关系到什么程度还说不好,因为后面的一部分还没有找全。但可以肯定就是那个《蟋蟀》,这是没问题的。这个《蟋蟀》是周公当时所作,这一点和现在的说法完全不同。关于《保训》的疑问需长期探讨 记者:现在也有人提出一些质疑,有学者认为,清华简虽经碳14测定,其年代处于战国中晚期,但从《保训》的内容上看这一点也是有疑问的。另外,您说这批竹简的很多内容基本上是《尚书》的篇章,有学者认为这一点不能完全确定,您如何看待这些质疑? 李学勤: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讨论,以后可以慢慢来研究。《尚书》本身,包括《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从汉代就一直讨论到现在,已经讨论两千多年了,以后还要再讨论。清华简出来后也是一样,我们也不过是又一次发现这个材料。至于它的性质,就是《尚书》、《逸周书》或者类似的东西。有些内容在先秦的古书中已经引了,比如新出土的楚简里的古书,已经引用了这些材料。现在我们找到完整的材料,这个在时代上应该没有问题。当然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它的时代有一个固定的限制:公元前305±30年,这和我们从古文字学、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从形制、保存情况来看完全一致。这是这个书的下限。至于竹简本身,竹简不一定是埋进去的时候抄写的,它还可能早一点。至于它抄的这个文字——《尚书》本身,它是什么时候写成的,那是需要大家来研究的。比如这个乐诗所记载的事情,武王八年,我们不能说这个简证明,就是武王八年真发生这个事情,可它记载了这个事情。至于这是什么时候记下来的,当时是不是真的发生了,那大家可以讨论,我们所做的就是提供材料。 记者:对于第一篇整理出来的简书《保训》,已经发表了几篇研究文章。我们发现,这几篇研究文章对于《保训》有一些不同的释读,比如在文字上的确定不同。最主要的是对于“中”的解释彼此差异很大,或认为中是一种思想观念、一种理念;或认为是一种行事的准则;或是与诉讼相关的文书;又似乎是一件物品。因此,对于“求中”、“得中”、“追中”的解释也相应地不同。您如何看待这种释读上的差异?面对这些差异,您认为从什么角度解释“中”更合理一些? 李学勤:《保训》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里面说的事情是我们过去所不知道的。比如尧舜的事情,与过去记载的都不一样,大家的理解也一定会不相同。特别是上甲微的故事,这个故事早就被人忘记了,恐怕即使是战国时候的人,也不见得人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山海经》里有,《周易》里也有,好多书里都有。或者是因为发现甲骨文,王国维那时候研究王亥的故事、上甲微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情,甲骨文能证明,这不是很好吗?但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个故事。《周易》的旅卦里说“丧牛于易”、“丧羊于易”,讲的就是王亥的故事。可对于这个故事,做《象传》的人就不懂,做《象传》的人把这个“易”解释成“容易”的“易”了。《象传》一定是战国时人做的,可见战国的人也不完全知道。所以《保训》中说的这个故事,我们今天看不懂是不稀奇的。 不过实际上你可以想象,它讲的还是有一定道理。不管你如何理解,按照故事说的,上甲微的父亲是被有易人害死了,目的是抢他的牛车、抢他的商品,而这个商品可能和河伯有什么关系。河伯在古书上是有这么一个地方的,就在现在的河套地区,陕西到山西北部这一带,正好与现在河北的易县平行。这事因为传得太久,后来又被神话化了。为什么要讲这一个故事?“中”又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战国时候记载,上甲微是到河伯那里借了兵的,借了兵去打有易,将有易打败,把其国君杀了,报了仇,所以讲的是报仇的故事。这是“中”,不管怎么说,这是符合“中”的事实的。“假中”也就是说,他自己做不到这个事情,这是借来的。“中”也就是“公道”。而舜的“中”则不一样,是治理的方法,也可以叫做公正、中道。就是《中庸》里孔子说的那段话:舜“执两用中”。可见,它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治上要坚持中道;一个方面是军事上也要有个公正、中道,这两方面要配合起来。我们整理出来的竹简是重要文献材料,这些发现将来会长期讨论,里面必然有很多我们一时不能理解甚至多少年都不能理解的东西。王国维1925年在清华讲《尚书》,他说我们对于《尚书》的理解是十之四五,也就是一半都可能达不到。而我们也许只能理解十分之二三。大家研究、大家推测,经典都是这样。清华简内容综述争取年内发表 记者:释读的初步成果是四月底公布的,现在有没有新的进展?比如《保训》的释读有没有新的进展?下一步有没有具体的释读计划? 李学勤:我们还在继续做。我们目前的工作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我们还在继续做保护和整理工作。简是最难保护的一种文物,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做保护工作,包括拍照等等技术性的工作还在进行。另一方面就是继续了解简的内容。我们争取今年之内能发表一个综述,就是概括地介绍清华简中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当然这只能是概括的,不是最后的。也许经过整理我们可能说有,或者又没有。这一点要请大家原谅。 至于《保训》,目前没有太多新进展。《保训》的材料我们会在6月的《文物》上发表,到那时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照片,还有对它的初步解释,内容与我们介绍的差不多。因为大家压力很大,我们主要介绍一些东西,最早编出的一些内容给大家看看,其他的还不成熟。但是《保训》的简还缺12个字,其中我们大概可以掌握2—3个,其余的还不知道是什么,我们还在继续找。《保训》将来正式出版时也还会进一步地加以修改、加以讨论,7月底之前就要把它补上。这是我们的希望,不一定能做到。现在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整体面貌是什么样,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整理,只要成熟了我们就会陆续公布。正式的工作成果要体现在我们的整体报告上,争取在清华百年校庆时拿出第一本整理报告,这是我们的希望,能不能做到还不好说。链接 2008年7月,一批由清华大学校友捐赠的竹简入藏清华,被称为“清华简”。专家鉴定及碳14测定其年代为战国中晚期。2009年4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公布了对清华简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在《光明日报》上陆续刊出对于第一篇整理出来的简书《保训》的研究文章,引起学界及公众的热烈讨论。其后,姜广辉在《光明日报》上先后发表两篇文章,直接质疑《保训》乃至整个清华简的真实性,认为不排除竹简造伪的可能性。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1日,A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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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阝夜》所见辛公甲与作册逸 李均明 发布时间: 2009-08-17 08:30 来源:光明日报   清华简《旨阝夜》述周武王八年征伐黎国获胜后在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仪式的事。简文载直接参与仪式的大臣中,“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周公叔旦为命,辛公甲为位,作册逸为东堂之客,吕上父命为司政,监饮酒。”这六位当即西周开国的主要功臣,周初朝廷的领导核心,其中周公、召公、毕公及太公吕尚(即简文所见“吕上父”) 是儒家推崇的贤臣,诸子书中已多见,本文拟先介绍辛公甲与作册逸的事迹。   辛公甲之“甲”为辛公名,字形写作上从虎,下从■,此形字屡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及仰天湖楚简等,多处可通“甲”。,如《上海博物馆藏简四·曹沫之陈》:“缮甲利兵,明日将战”、“人之甲不坚,我甲必坚”之“甲”字形与上述清华简同,整理者认为通兵甲之“甲”,甚是,则二字通用当无疑。又《汗简》所见“甲”字写作从虎,从甲;《古文四声韵》引《古论语》“押”字亦写作从虎,从甲;此二字或与上述楚简所见从虎,从■的“甲”字或同源。■字待考。   “辛公甲”史籍径称“辛甲”,原为殷商大臣,后不满纣王暴政,投入西伯阵营,《史记·周本纪》:“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集解》引刘向《别录》曰:“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之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辛甲曾有著作留世,《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载“《辛甲》二十九篇。注: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后佚失。,马国翰编《玉函山房辑佚书·道家书目》辑《辛甲书》,序云:“《辛甲书》一卷,周辛甲撰。按《春秋左氏传》以为周太史。刘向《别录》以为故殷之臣,事周,七十五谏二不听,去之。周文王以为公卿,封长子。《汉书艺文志·道家》有辛甲二十九篇,《隋唐志》不著录,佚已久。考《左氏春秋》襄四年,传魏絳述其虞人之箴;《韩非子·说林》引其与周公议伐商。盖之语是佚说之仅存者,据辑,並附考,为卷虞箴似《太公金匮·阴谋》所载,武王诸铭其言兵亦略似,班《志》以此书与太公书同入道家,知其非取课虚而叩寂也。”   作册逸之“逸”简文写成从爿从兔,此种写法亦屡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如《上海博物馆藏简五·三德》:“毋享逸安求利”、“毋逸其身,而多其言”所见,又三体石经《无逸》古文“逸”字的写法皆与清华简同。   “作册逸”史籍亦写作“史逸”、“史佚”或“尹佚”,“逸”通“佚”。作册,史官称谓,后称内史,故后人径称“作册逸”为“史逸”。官名“作册”来源甚早,1977年11月甘肃省庆阳县出土殷代玉戈,刻有“作册吾”三字(许俊臣:《甘肃庆阳发现商代玉戈》,《文物》1979年第2期),报告称:“这件玉戈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戈,不论形制、大小、风格,都很相似。戈上字体接近殷墟卜辞第一期(武丁),它的时代也应与之相近。”周初铜器铭文亦屡见“作册”称谓,如《作册卣》铭:“准明保殷成周年,公锡作册细贝。”作册逸参与过武王克商等重大政治、军事行动,《史记·周本纪》:“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祗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逸周书·克殷解》也有类似的记载:“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集注》引陈逢衡云:“史佚即上文尹逸,以其职司祝卜,故有迁巫之命。”《逸周书汇校集注·世浮解》:“武王降自车,乃俾史佚繇书于天号。”《集注》引潘振云:“徭,册祝之辞也。书,录之也。天号,若云昊天上帝。”从上可知,史载作册逸活动的年代约当周武王前后。《左传·僖公十五年》:“且史佚有言曰:无好祸,无怯乱,无重怨。”杜预注:“史佚,周武王时大史,名佚。佚音逸。”此处杜预或将太史混同于内史。太史位三公,地位当高于居卿位之内史。《汉书·古今人表》“上中仁人”栏列有“史佚”。所居时位与周公、召公同,稍晚于辛公甲。《汉书·艺文志》“墨家者流”载“《尹佚》二篇。注:周臣,在成、康时。”后佚失,《玉函山房辑佚书·墨家书目》辑有《史佚书》,马国翰序云:“《史佚书》一卷,周太史尹佚撰。按《书·洛诰》逸祝册,孔安国、蔡沈传並云:逸,史佚也。陈师凯曰:古字通作逸。《春秋左氏传》僖十五年杜预注:史佚,周武王太史名。襄十四年正义晋语:文王访于辛尹,贾逵以为辛甲、尹佚。《汉书艺文志·墨家·尹佚二篇》注云:周臣,在成康时也。其书隋、唐皆不著录,散亡已久,唯《左传》、《国语》引其言;又《淮南子》引成王问政一节,《说苑》亦引之;又《逸周书》、《史记》载佚册祝,皆其佚文,並据辑录。《大戴礼记·保傅篇》云:’承者,承天子之遗忘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与周公为道,太公为充,召公为弼,同列而总谓之圣。‘则史佚固圣人之流也,其对成王问政云:’使之以时而敬顺之,忠而爱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又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雠也。‘与《论语》’道千乘之国‘章、《孟子》’君之祝臣‘章,意旨复合,而《春秋》内外传所引诸语,亦皆格言大训,不知《班志》何以入其书于墨家之首,意或以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守,佚为周太史,故探源而定之与?今仍依《班志》,观者勿以墨翟兼爱之流弊並疑此书也。”亦有学者认为“尹佚”即“叔夜”,如《逸周书汇校集注·克殷解》注引陈逢衡云:“《周书·洛诰》逸祝册,此即尹佚也。盖即《论语》八士之叔夜,夜读作液,与佚、逸通。又即尹氏八士之一,特逸未赐氏南宫,故仍曰尹逸;其官则史,故又曰史佚。”又引朱右曾云:“尹逸,疑即八士之叔夜,夜、逸声相近。”可备一说,但《汉书·古今人表》里,“史佚”与“叔夜”同见一表中,又可否定此说。   清华简《旨阝夜》所见核心人物中,辛甲与作册逸皆非宗室中人,尤其辛甲这样一位从殷纣阵营投奔过来的人,关键时刻仍受重用,居于高位,不能不说这是清华简《保训》所宣扬的中道政治的具体体现,它使周文武尽可能广泛地建立了灭商的统一战线。   (由于本文中的生僻字甚多,故将报载原文图片附后,以供读者参考。不便之处,敬请原谅。——编者)《旨阝夜》所见辛公甲与作册逸(报载原文图片) http://www.gmw.cn/01gmrb/2009-08/17/content_9647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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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清华简 《旨阝夜》所见辛公甲与作册逸 李均明 刊发时间:2009-08-27 08:00:00 光明日报   清华简《旨阝夜》述周武王八年征伐黎国获胜后在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仪式的事。简文载直接参与仪式的大臣中,“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周公叔旦为命,辛公甲为位,作册逸为东堂之客,吕上父命为司政,监饮酒。”这六位当即西周开国的主要功臣,周初朝廷的领导核心,其中周公、召公、毕公及太公吕尚(即简文所见“吕上父”) 是儒家推崇的贤臣,诸子书中已多见,本文拟先介绍辛公甲与作册逸的事迹。   辛公甲之“甲”为辛公名,字形写作上从虎,下从■,此形字屡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及仰天湖楚简等,多处可通“甲”。,如《上海博物馆藏简四·曹沫之陈》:“缮甲利兵,明日将战”、“人之甲不坚,我甲必坚”之“甲”字形与上述清华简同,整理者认为通兵甲之“甲”,甚是,则二字通用当无疑。又《汗简》所见“甲”字写作从虎,从甲;《古文四声韵》引《古论语》“押”字亦写作从虎,从甲;此二字或与上述楚简所见从虎,从■的“甲”字或同源。■字待考。   “辛公甲”史籍径称“辛甲”,原为殷商大臣,后不满纣王暴政,投入西伯阵营,《史记·周本纪》:“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集解》引刘向《别录》曰:“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之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辛甲曾有著作留世,《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载“《辛甲》二十九篇。注: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后佚失。,马国翰编《玉函山房辑佚书·道家书目》辑《辛甲书》,序云:“《辛甲书》一卷,周辛甲撰。按《春秋左氏传》以为周太史。刘向《别录》以为故殷之臣,事周,七十五谏二不听,去之。周文王以为公卿,封长子。《汉书艺文志·道家》有辛甲二十九篇,《隋唐志》不著录,佚已久。考《左氏春秋》襄四年,传魏絳述其虞人之箴;《韩非子·说林》引其与周公议伐商。盖之语是佚说之仅存者,据辑,並附考,为卷虞箴似《太公金匮·阴谋》所载,武王诸铭其言兵亦略似,班《志》以此书与太公书同入道家,知其非取课虚而叩寂也。”   作册逸之“逸”简文写成从爿从兔,此种写法亦屡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如《上海博物馆藏简五·三德》:“毋享逸安求利”、“毋逸其身,而多其言”所见,又三体石经《无逸》古文“逸”字的写法皆与清华简同。   “作册逸”史籍亦写作“史逸”、“史佚”或“尹佚”,“逸”通“佚”。作册,史官称谓,后称内史,故后人径称“作册逸”为“史逸”。官名“作册”来源甚早,1977年11月甘肃省庆阳县出土殷代玉戈,刻有“作册吾”三字(许俊臣:《甘肃庆阳发现商代玉戈》,《文物》1979年第2期),报告称:“这件玉戈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戈,不论形制、大小、风格,都很相似。戈上字体接近殷墟卜辞第一期(武丁),它的时代也应与之相近。”周初铜器铭文亦屡见“作册”称谓,如《作册卣》铭:“准明保殷成周年,公锡作册细贝。”作册逸参与过武王克商等重大政治、军事行动,《史记·周本纪》:“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祗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逸周书·克殷解》也有类似的记载:“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集注》引陈逢衡云:“史佚即上文尹逸,以其职司祝卜,故有迁巫之命。”《逸周书汇校集注·世浮解》:“武王降自车,乃俾史佚繇书于天号。”《集注》引潘振云:“徭,册祝之辞也。书,录之也。天号,若云昊天上帝。”从上可知,史载作册逸活动的年代约当周武王前后。《左传·僖公十五年》:“且史佚有言曰:无好祸,无怯乱,无重怨。”杜预注:“史佚,周武王时大史,名佚。佚音逸。”此处杜预或将太史混同于内史。太史位三公,地位当高于居卿位之内史。《汉书·古今人表》“上中仁人”栏列有“史佚”。所居时位与周公、召公同,稍晚于辛公甲。《汉书·艺文志》“墨家者流”载“《尹佚》二篇。注:周臣,在成、康时。”后佚失,《玉函山房辑佚书·墨家书目》辑有《史佚书》,马国翰序云:“《史佚书》一卷,周太史尹佚撰。按《书·洛诰》逸祝册,孔安国、蔡沈传並云:逸,史佚也。陈师凯曰:古字通作逸。《春秋左氏传》僖十五年杜预注:史佚,周武王太史名。襄十四年正义晋语:文王访于辛尹,贾逵以为辛甲、尹佚。《汉书艺文志·墨家·尹佚二篇》注云:周臣,在成康时也。其书隋、唐皆不著录,散亡已久,唯《左传》、《国语》引其言;又《淮南子》引成王问政一节,《说苑》亦引之;又《逸周书》、《史记》载佚册祝,皆其佚文,並据辑录。《大戴礼记·保傅篇》云:’承者,承天子之遗忘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与周公为道,太公为充,召公为弼,同列而总谓之圣。‘则史佚固圣人之流也,其对成王问政云:’使之以时而敬顺之,忠而爱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又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雠也。‘与《论语》’道千乘之国‘章、《孟子》’君之祝臣‘章,意旨复合,而《春秋》内外传所引诸语,亦皆格言大训,不知《班志》何以入其书于墨家之首,意或以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守,佚为周太史,故探源而定之与?今仍依《班志》,观者勿以墨翟兼爱之流弊並疑此书也。”亦有学者认为“尹佚”即“叔夜”,如《逸周书汇校集注·克殷解》注引陈逢衡云:“《周书·洛诰》逸祝册,此即尹佚也。盖即《论语》八士之叔夜,夜读作液,与佚、逸通。又即尹氏八士之一,特逸未赐氏南宫,故仍曰尹逸;其官则史,故又曰史佚。”又引朱右曾云:“尹逸,疑即八士之叔夜,夜、逸声相近。”可备一说,但《汉书·古今人表》里,“史佚”与“叔夜”同见一表中,又可否定此说。   清华简《旨阝夜》所见核心人物中,辛甲与作册逸皆非宗室中人,尤其辛甲这样一位从殷纣阵营投奔过来的人,关键时刻仍受重用,居于高位,不能不说这是清华简《保训》所宣扬的中道政治的具体体现,它使周文武尽可能广泛地建立了灭商的统一战线。   (由于本文中的生僻字甚多,故将报载原文图片附后,以供读者参考。不便之处,敬请原谅。——编者)《旨阝夜》所见辛公甲与作册逸(报载原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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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八年伐耆”刍议 沈建华 刊发时间:2009-09-01 08:00:00 光明日报   自汉代以后儒者基本都认同文王戡黎,但到了唐宋时期,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文王戡黎,而主张武王戡黎。清华竹简《耆夜》篇的记载,正好支持了武王戡黎的说法。   楚简《耆(黎)夜》主要记载:武王征伐耆(黎)国,班师凯旋而归,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了“饮至”庆功典礼,辅佐武王的重要大臣有周公、毕公、召公、吕尚 父、辛公,他们互相作诗饮酒。   第一枚简开头如下:   “武王八年征伐旨阝(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太室……”   “旨阝”即耆字,为黎国。    《耆夜》地名“旨阝”字,即“耆”字异体,从旨从邑,与卜辞“旨”方国字形同,“旨”地,位于今山西长治县黎城县。   楚简“”字,从今从戈,与《说文》字同。由此而知“”字即为“戡”的本字。   《尚书·西伯戡黎》所言的“西伯”究竟是文王还是武王?从西汉以来,郑玄、王肃都认为,勘黎的是周文王。《史记·殷本纪》、《周本纪》及《尚书大传》均如此。到了唐代,有不少学者开始质疑,认为《论语》所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戡黎之事直接是对商王朝的挑战。被孔子称为“至德”的文王,不可能做出“称兵天子之畿”征伐举动。到了宋代,胡宏、薛季宣、吕祖谦等均力主武王戡黎。比起其他宋儒凭心而测来说,朱子用历史眼光质疑颇合道理。他认为周是殷的属土臣民,殷之前未必与周交恶,眼看商纣王朝危在旦夕,快要被周人覆灭,迫在眉睫之中,祖尹才大恐不安向纣王警告。朱熹武王戡黎的推论,与《耆夜》简不期相同,可见武王戡黎之说,并非出于偶然。一定有所本。   王国维在《周开国年表》案文考证说:“《酒诰》之‘肇我民,惟元祀’,是为文王受命之元祀。武王即位克商,未尝改元。”又曰“《无逸》言‘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谓文王在位之年。《大传》、《史记》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则谓其称王后之年也。”(见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四册页140)。清华《保训》简所言“惟王五十年”,印证了《无逸》:西伯“厥享国五十年盖即位五十年”。由此说明周文王称王时间,应该在即位之初就已称王了,也就是王国维所言的:“文王在位之年”。   王国维所说的“武王即位克商,未尝改元。”值得注意。《耆夜》楚简所言:“武王八年征伐耆(黎)”。如果按《尚书大传》、《史记·周本记》记载文王称王后:“七年,而崩”之说的话,那么《耆夜》简谓“武王八年征伐耆(黎)”,可理解为文王死后第二年(即八年),也是武王称位后的头一年。此年出兵戡黎,与文献并不抵牾。   接着在武王二年(即文王九年)兵渡盟津,即今河南孟津县。《史记·周本记》记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武王四年(即文王十一年),渡过黄河伐商,向属下臣民作了征伐前的誓师动员,作《泰誓》三篇。《尚书序》曰:“惟十一又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又《史记·周本记》曰:“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武王五年(即文王十三年),克商。   从武王即位伐黎,到兵渡盟津,八百诸侯会师克商,历时前后整四年。由此可知武王戡黎是克商的整个军事部署中的第一步,先伐黎,获胜后,再直逼商纣王朝都邑。因此才会有祖尹得知西伯戡黎后,大恐,奔告,发出“讫我殷命”的感叹,这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真相的。所以说,历史上的武王戡黎与武王克商,应视为伐商的两个组成部分,两者前后衔接,合乎情理。   商代后期周人已经壮大,正如《论语·泰伯》所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而形式上,周仍为商属国。我们从商代卜辞中可以看出不少反映商与周有宗主国与属国关系的材料。卜辞所见“周”被商人册封为“周方”(《合集》6657)、“周侯”(《甲》436)。西周甲骨中,有“册周方伯”(H11:84),说明了周人接受商王室的册封。反之周人也替商人占卜,求商的先祖太甲保佑和祭祀帝乙、先祖成汤(H11:1),这些资料据李学勤分析,“其年代可定为周文王”时期。(《西周甲骨的几点意见》《文物》第九期)   西周卜辞记有“衣(殷)王田至于帛。”(H11:3)“帛”地,也见于殷墟卜辞,见《合集》36842片,“帛”与“在高(镐)”同版,说明两地相距不远,属于周人地域。帛虽为周地,商王仍可以来此田猎。许倬云指出:“(西甲)此片卜殷王来帛田猎。也惟有周人服属殷商,商王才能来周地田猎”。(许倬云《西周史》修订本页63)商王除了在周地田猎,还为周地举行求雨祭祀(《合集》30793)。周人臣服商王,必尽臣事君之礼,卜辞有周人向商室贡纳“周入”的记录。(《合集》6649)《诗经·大雅·大明》曰:“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大任有生,生此文王。”文王的母亲是来自商邑之女,周文王与商人是甥舅的亲戚关系,早时还未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的交恶程度。   当然,商王册封周方的真正目的,是把周方伯视为重要大臣,作为抵御犬戎侵略,保护王室的屏障。《史记·殷本纪》记商纣王封“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竹书纪年》佚文“周克余无之戎,太丁命季历为殷牧师。”记载了武乙之世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之事迹。从武丁卜辞中可以看到,商王对于臣属经常使用的命令词语,同样也用于周人身上,如,“令周”(《合集》4883)“呼周”。如有不顺,商王也使用“扑周”(《合集》6812)、“敦周”(《合集》6782)等镇压手段。到了帝乙时代,西土的周人一方面为商王室与戎狄不断地作战,开始坐大,另一方面也助长了周人“实始翦商”的野心。直至武王戡黎,师渡孟津逼进商朝王邑,如祖尹所预料的那样商便亡了。   (本文承蒙李学勤先生指教,在此深表谢意) http://www.gmw.cn/content/2009-09/01/content_9698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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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发表于: 2009-10-13   
清华简研究新目:

清華簡保護及研究情況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9年第9期。
李學勤 :清華簡整理工作的第一年,《清華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劉國忠:清華簡《保訓》與周文王事商 ,《清華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孫飛燕:《蟋蟀》試讀,《清華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馬  楠: 清華簡《旨阝夜》禮制小札,《清華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劉成群:清華簡《樂詩》與“西伯戡黎”再探討,《史林》2009年第4期
王鵬程:“清華簡”武王所戡之“黎”應為“黎陽”,《史林》2009年第4期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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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发表于: 2010-03-26   
清华简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清华简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李学勤 刘国忠)

1925年7月,王国维先生在清华作了一次著名的讲演,题目是《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1]。王先生在讲演一开头就指出,中国“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强调历史上新发现的材料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这两次发现都是与战国竹简书籍的出土有关。孔壁中书是西汉前期在山东曲阜孔子故宅墙壁中发现的竹简书籍,其内容以《尚书》为主,其中有16篇是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中所没有的,由于此次发现的《尚书》系用战国时期的文字书写,字体与汉代的隶书截然不同,所以人们称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在篇章、文字、内容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这一发现导致所谓今古文之争,成为学术史上的大事,影响至今仍还存在。汲冢竹书则是西晋之初在河南汲县一座战国时期魏国墓葬里发现的竹简书籍,出土的书籍有70多篇,其中最重要的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竹书纪年》,它对于校正中国历史年代及相关史实也有重要作用,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历代有不少学者利用《竹书纪年》来纠正《史记》的错误。因此,孔壁中书、汲冢竹书的发现都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可惜的是当时所发现的这些重要材料后来都失传了,现在所见的《古文尚书》已非孔壁中书的原貌,而是魏晋时期人们所伪造,无法据以研究中国早期的历史文化;而《竹书纪年》也早已佚失不存,学者们只能据古籍的引用情况而辑出一些佚文,但内容究竟有限,从而给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20世纪以来,在中国各地又出土了大批的竹简,其时代从战国一直延续到魏晋,总数已近30万枚;另外还有一些帛书材料的出土,如子弹库楚楚帛书、马王堆汉墓帛书,等等。这些竹简帛书的发现几乎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地下图书馆,价值十分重大。“这些资料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传世古书里一些本来无法解决的,甚至根本就发现不了的问题,能够帮助我们检验前人校读古书的成果,决定一些聚讼纷纭的问题的是非。”[2]新发现的竹简帛书如果按照内容来分类,可以大致分为书籍和文书两类。其中的书籍即为当时人们习读的各种典籍,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和学术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许多重要的简帛书籍如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等都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长期而热烈的讨论,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于中国早期思想与文化史的认识。简帛书籍的研究已经成为公认的显学,处于蓬勃的发展之中。

已经出土的简帛书籍种类十分丰富,《汉书·艺文志》曾把汉代皇家所藏图书分为六艺(经)、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类,新出土的简帛书籍已经涵盖了所有类别的图书。但是令学者们感到遗憾的是其中对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史至关重要的《尚书》和《竹书纪年》一类的典籍却一直没有能够发现[3],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令人欣喜的是,这一缺憾现在终于有机会得以弥补。

2008年7月,通过校友捐赠,清华大学抢救入藏了一批流失境外的战国竹简。这批通常被称为清华简的珍贵文献,时代属于战国中期偏晚,应出土于当时楚国境内。竹简数量经整理统计,其总数为2388枚(包括残片)。竹简的形制也多种多样,简的长度最长的有46厘米(相当于战国时的2尺);最短的仅10厘米。较长的简都是三道编绳,借以固定编绳的切口及一些编绳遗迹清楚可见。文字大多书写精整,多数至今仍非常清晰。在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即所谓“朱丝栏”,十分美观。

2008年10月14日,清华大学邀请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上海博物馆、荆州博物馆的11位学者专家,在清华大学召开了“清华大学所藏竹简鉴定会”。会上由李学勤介绍了清华简的入藏经过和竹简目前的大概情况,并请这11位权威学者专家对所入藏的竹简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和鉴定。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批竹简内涵丰富,初步观察以书籍为主,其中有对探索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经、史’类书,大多在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是从未见过的,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在简牍形制与古文字研究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 “从竹简形制和文字看,这批竹简应是楚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简册,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一项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2008年12月,受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为公元前305±30年,这与前述的鉴定专家对于清华简的时代判定完全一致。

清华简的内容十分丰富,据初步了解,其中有类似《仪礼》的礼书,与《周易》有关的占书,近于《国语》的史书等,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总共有多少种书籍,但是就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可以说是激动人心的。清华简中最为令人振奋的发现就是《尚书》的重新面世。《尚书》是夏商周三代各种重要历史文献的汇编,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之一。然而到了秦代,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尚书》大部分被毁,而现在在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都是秦始皇焚书以前的写本。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縢》、《康诰》等,但文句与传世本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则是前所未见的佚篇,不见于传世本《尚书》,或虽见于传世本,但后者是伪古文。如清华简中发现有《傅说之命》,即先秦不少文献引用过的《说命》,和今天流传的《说命》伪古文不是一回事;还有若干前所未见的佚篇,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整理和研究,它们对于上古史研究的重大意义难于估计。

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并有许多以往史书中没有记载的历史事件。这部编年体史书从体裁和已看到的一些文句来看,其性质很像是《竹书纪年》。它的问世,很可能会开辟西周至春秋战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尚书》和类似《纪年》的史书,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是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都知道的。如今在清华简中又看到了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和近似《纪年》的史籍,给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一定会在学术界造成深远长久的影响。有关《尚书》、《纪年》的一些悬疑不决的问题,很可能由于新的发现而获得解决。

目前,清华简的保护、整理与研究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之中,清华大学专门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来组织、协调清华简及其它重要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与保护工作。该中心由历史系、图书馆和化学系共建,李学勤担任研究中心的主任。目前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正在紧张地从事清华简的保护和整理工作,并已在竹简释读方面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

2009年4月13日,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有关学者在《光明日报》上撰文,介绍了最早整理出的一篇竹简《保训》[4]。其中李学勤的《周文王遗言》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保训》简的情况。《保训》全篇一共有11支简,长度为28.5厘米,每支22-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尚未找到,其他内容大体已经齐全。目前,《保训》简的图版与初步释文也已于《文物》2009年第6期正式刊布[5]。

《保训》简的内容是周文王临终时对其太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所作的遗言,《尚书·康王之诰》有“无坏我高祖寡命”的记载,前人已经指出这里的“高祖”指周文王,“寡命”就是“顾命”,也便是临终遗言,但是周文王的遗言过去从来没有发现。现在发现的这篇《保训》使我们了解周文王遗言的相关内容,自然十分重要。《保训》完全是《尚书》那种体裁, 简文开头就点明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惟王五十年”,这与《尚书·无逸》篇有关文王“享国五十年”的记载相吻合,证明周文王在位确实是50年。另外从“惟王十年”的表述来看,周文王生前可能已经称王,这对于研究当时的商、周关系可能有很重要的意义。在《保训》篇里,周文王对太子讲了两个历史传说,一件是关于舜的,另一件是商朝祖先上甲微的,而文王通过这两者所要讲的,则是“中”这个富于哲理性的观念。篇中的“中”的含义不太好把握,但应该与思想观念有关。这种“中”或者说是“中道”的思想,是《保训》全篇的中心。这对于研究儒家思想的渊源与传流,无疑有很重要的意义。

随后,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又开始整理拼接一篇周武王时期的乐诗。目前这篇简的缀合编排已近完成,虽然还有个别缺损,但是大致面貌已经显现[6]。这篇简一共有14支,每支25至29字不等。在其最后一支简背写有篇题“ (耆qí)夜”。 据简文系国名,即传世古书中的“耆”,亦即“黎”国,简文开头说:“武王八年,征伐 (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这关系到商代末年的一个重大事件。《尚书》中的《商书》有一篇《西伯戡黎》,即与这一事件有关。据这篇竹简书籍记载,周武王8年,周师在征伐耆国得胜返回后,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参加者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其中有周武王致毕公的诗、周公致毕公的诗等内容,为过去所从未闻见。其中周公所作的一首诗竟然与现在《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诗有关,更是出人意料。这篇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无疑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发现。

从目前来看,《耆夜》简的发现,意义是多方面的,主要是:1、纠正了千百年来关于《尚书·西伯戡黎》篇的认识。《尚书·西伯戡黎》是有关周人伐黎的重要文献,《西伯戡黎》的“西伯”,汉代的《尚书大传》、《史记·周本纪》等都认为是周文王。但这个诸侯国距离商都太近,文王到那里用兵与历史情势不合,所以自宋代以来许多学者怀疑这个“西伯”是也称“西伯”的周武王,但他们都举不出证据。现在《耆夜》简明确记载“武王八年”伐耆,就证实了这一质疑。因此《尚书·西伯戡黎》应该是反映周武王时商、周关系的文献。2、明确了周人灭黎的具体时间。根据《史记·周本纪》等文献,周人伐黎是在周文王时。但据这篇竹简可以知道,周人伐黎是在周武王8年时才发生的,这样就明确了周人灭黎的具体时间。而这一时间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都比周文王伐黎说更为合理。3、生动再现了古代的“饮至”礼仪。据《左传》等典籍记载,古代盟伐及狩猎等凯旋归来后,要举行庆功活动,合饮于宗庙,谓之“饮至”。如《左传·隐公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杜注:饮於庙以数车徒器械及所获也。又如《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但先秦时期饮至礼仪的具体情形史书中并没有详细说明。现在发现的这篇乐诗正好可以说是“饮至”活动的生动再现。武王、周公等人得胜回归后,在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大家一起饮酒赋诗,并在诗歌中赞赏相关人士所取得的勋劳。两千年后我们重读这些生动诗篇,仿佛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4、发现了周武王、周公等人所作的诗歌。周武王等人所作诗歌在古籍中从未见于记载,而且这些诗都是当时在“饮至”仪式上用于吟唱的歌曲,更是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诗与乐的密切关系。5、《蟋蟀》一诗竟然与周公有关。《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诗,据诗小序所言,是“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现在据新发现的这篇竹简书籍,可以知道《蟋蟀》一诗竟然与周公有关,这一点可以说是千百年来从未闻知的新线索。它提醒我们必须对《蟋蟀》一诗的背景及内容加以重新考察。细味简文,周公作这首《蟋蟀》,是含有深意的,要旨在于告诫大家,不可躭于欢乐,忘记前途的艰难。上海博物馆战国竹简《诗论》讲“《蟋蟀》知难”,正与此相应。

《保训》简和《耆夜》简加起来一共是25支简,这一数字与清华简编号达到2388的总数相比,只占了约1%左右,然而仅是现在公布的这些内容就已经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已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华简的其它部分又会有哪些珍本秘籍,又会给学术界带来哪些惊喜和发现,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将又会是什么样的推动,我们都将拭目以待。

目前,清华简的整理与保护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之中,由于清华简的数量庞大,文字难释,内容古奥,要把这两千多枚竹简逐一编排、拼接、整理,出版系列的整理报告,这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肯定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时间。也许只有到了清华简全部整理出版之后,清华简的重大学术价值才会得到充分体现。伴随着对清华简整理与研究工作的深入,古代中国的许多奥秘也将会逐渐为人们所了解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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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演稿发表在《清华周刊》,后收入赵万里先生所辑《静庵文集续编》。见《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699-70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

[2] 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收入《裘锡圭自选集》第171页,大象出版社,1998年。

[3] 著名学者张政烺先生生前总是说什么时候挖出《尚书》就好了。见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5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4] 李学勤:《周文王遗言》,《光明日报》2009年4月13日;赵平安:《〈保训〉的性质和结构》,《光明日报》2009年4月13日。

[5]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文物》2009年第6期。

[6] 李学勤《清华简〈耆夜〉》,见《光明日报》2009年8月3日。

《国学学刊》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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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武王所戡之“黎”不同

——“清华简”武王所戡之“黎”应为“黎阳”

王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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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究竟是“文王戡黎”还是“武王戡黎”,千年以来一直是历史上悬而未决的一桩公案。最近公布的“清华简”公布了周武王八年征伐耆(qi即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武王和周公致毕公的两首乐诗。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为宋代儒生主张的“武王戡黎”提供了有力证据,从而也就推倒了《尚书》、《左传》、《史记》等书所记载的“文王戡黎”。而据“上博简”《容成氏》中的文武图商故事,应该是“文王戡黎”。笔者结合“清华简”、”上博简”中的《容成氏》、今本《竹书纪年》以及相关文献,提出“二次戡黎”说,即文王和武王都曾戡黎,但所戡之黎不同,“清华简”所载武王所戡之“黎”应 为纣都朝歌附近之“黎阳”。

[关键词]戡黎 “清华简” “上博简” 《容成氏》  黎阳

[1][作者简介]王鹏程,咸阳师院中文系讲师,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100084



最近披露的“清华简”上记载了周武王八年征伐耆(qi即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武王和周公致毕公的两首乐诗。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为宋代儒生主张的“武王戡黎”提供了有力证据,从而也就推倒了《尚书》、《左传》、《史记》等书所记载的“文王戡黎”①[1]。那么究竟是“文王戡黎”还是“武王戡黎”?笔者结合“清华简”、“上博简”、今本《竹书纪年》以及相关文献,提出“二次戡黎”说,即文王和武王都曾戡黎,但所戡之黎不同,“清华简”所记载武王所戡之“黎”应为纣都朝歌附近之“黎阳”。

一、“文王戡黎”的史书依据

《尚书》《西伯戡黎》篇云:“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纣王)”。《尚书大传》卷二云:“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䢴(《礼记正义》引大传作伐鬼方),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诗疏》引《殷传》曰:“西伯得四友,献宝免于虎口而克耆。”又引《大传》曰:“得三子献宝,纣释文王,而出伐黎。《史记·周本纪》中记述虞、芮入周断讼之后,“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尚书大传》认为“西伯既戡黎,纣囚之羑里,”(《尔雅疏引》)将“文王戡黎”置于文王“囚羑里”之前,《周本纪》则记文王“戡黎”在“囚羑里”之后,二者只是在时间前后上有争议,但对“文王戡黎”并无异议。“耆”,《正义》说:“即黎国也”。“黎”,《集解》徐广曰:“一作‘ ’。”邹诞生云本或作“黎”。孔安国云“黎”在上党东北。《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国也,在潞州黎城县东北十八里”。周原出土的西周甲骨文H11.42有“ 迺口口用牡”②,为周文王时期的卜辞,则是关于黎国的直接证据。200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上党东北的黎城县发掘了西周的黎侯墓,出土了黎侯即耆侯的青铜器铭,青铜圆壶在器口内和盖榫上铸有铭文“楷侯宰作宝壶永用”,青铜鼎上铸有铭文“宰中考父”③等,从而证实了这里确曾是伊耆氏部落的居住地。由此可知,“耆”是位于今天山西长治西南、黎城县西北的诸侯国,为纣都朝歌之屏障,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战略意义。“文王戡黎”之后,周势力直逼朝歌,商纣已经岌岌可危。宋代王应麟曾论“文王戡黎”之重要意义:“商都朝歌,黎在上党壶关,乃河朔险要之地,黎亡而商震矣。周以商墟封卫,狄人迫逐黎侯,卫不能救,而式微旄邱之诗作卫,亦为狄所灭。卫之灭,犹商之亡也。秦拔上党而赵韩危,唐平泽潞而三镇服,形势岂可忽哉!”①《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应该是虞、芮归降文王以后,商纣觉得“黎”为唇亡齿寒之战略要地,故“为黎之搜”。而此时东夷窥其忙乱而叛之,商纣无力西顾,文王伺机“戡黎”。自汉以来,主张“文王戡黎”此说为主流,显然是以《尚书》、《左传》、《史记》为据。

二、“武王戡黎”的经传依据和“清华简”新证

“清华简”记载“戡黎”发生在武王八年,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也证明了宋代理学家的“武王戡黎”之说。宋代以降,理学家以“理”解经,如二程、吕祖谦、项安世等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为据,说文王仁德,绝不会为胁迫君主之事。吕祖谦认为,“文王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纣在上为恶日増,文王在下修德日盛,殷之所以咎周也。黎之地近王畿,而辅纣为恶者,武王不得已而戡之。祖伊纣之贤臣,见黎之地既为周胜,恐惧奔走而告。于受奔告有仓皇之意,当时上下化纣之恶,莫知危亡之至。惟祖伊于醉中独醒,恐惧而告。西伯非文王,乃武王也。周国于西是为西伯,史记载纣使胶鬲观兵,胶鬲问曰:‘西伯曷为而来?’则武王亦继文王为西伯矣。孔子序书言,始字最有意。言始者见周人,前此之无心也,始咎周者。见商之咎人而不自反也。天下之理不两,大周日盛,商日危。文王虽三分天下有其二,然天命未絶。周无伐商之心,今天命已絶,周人不容不乗黎。商人始知周必伐商,是以始咎周,以此见周于未乗黎之前,文王武王事君之心如此可见,周之至德矣。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 ‘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②

宋项安世《西伯戡黎序》中云:“先儒谓西伯戡黎,故殷始咎周,此非书意也。按书中但言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至孔子作序,乃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以文势考之,咎周乃在乘黎之先。盖文王之世,殷未尝咎周也。至武王之末年,殷始咎周疑间生而责让。至度其事,势必有侵伐之谋。武王于是戡黎国以据壶关之险,东向临之牧野之事,盖决于此时矣。故孔子改戡为乘高,以临纣以见兵势之成,又推其衅隙起于殷人之咎。周以见兵端之发圣人,于殷周之际多言书外之事,皆明着本末,以示后来。盖书有不必存者而事则不可不存也。《史记》胶鬲问武王之师曰:‘西伯曷为而来此?武王称西伯之验也’。”③[2]

主张“武王戡黎”,元代的吴澄也颇具代表性,他认为:“黎畿内之国,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决不称兵于纣之畿内!武王嗣为西伯,其事殷犹文王也。其伐殷在于嗣位十有二年之后,盖天命未绝,则为君臣,一日命絶,乃行天罚,此事间不容髪。今旣兵逼王畿,祖伊而奔告,则振撼甚矣,岂得戡黎之后,班师而去,复就臣位,而纣恬不以为意也?窃疑戡黎之师当是伐纣之时。然黎国若潞州之黎城,则山路险僻,不当周师经行之道。纣都朝歌在今卫州,而卫州有黎阳,去朝歌甚迩,或指当时近畿有小国,周师自孟津渡河,故先戡黎,而遂乗胜以进纣都也。”④

有趣的是,朱熹对“武王戡黎”也不苟同。朱子云:“西伯戡黎便是这个事,难判断。观戡黎大故,逼近纣都,岂有诸侯而敢称兵于天子之都乎?看来文王只是不伐纣耳,其它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类,韩退之《拘幽操》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伊川以为此说出文王意中事,尝疑这个说得来太过。据当日事势观之,恐不如此。若文王终守臣节,何故

伐崇,只是后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护个文王说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是说文王不伐纣耳。”①朱子认为:“西伯戡黎旧说,多指文王,惟陈少南、吕伯恭、薛季隆以为武王。呉才老亦曰:‘乗黎恐是伐纣时事’。铢按书序,言殷始咎周,周人乗黎,则殷自此以前未尝恶周也。殷始有恶周之心,而周又乗袭戡胜。近畿之黎国迫于王都,且见征伐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于受曰:‘天既讫我殷命’。曰恐曰奔告曰:讫我殷命,则其事势亦且迫矣。恐非文王时事也,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而孔子亦称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为至德,所谓有事君之小心者,正文王之事。孔子所以谓之至德也。”②朱子认为“武王戡黎”无证据可佐,可且阙之,持骑墙之论。宋代以降,儒生以理学解经,难免会牵强附会,断章取义。在没有材料证据的情况下,只能当一种观点存录了,朱子的骑墙之论,也可谓严谨。

三、”上博简”《容成氏》所记载的“文王戡黎”

而据2005年整理出版的”上博简”《容成氏》中的文武图商故事,应该是“文王戡黎”。《容成氏》中记载:

“汤王天下三十又一世而纣作。纣不述其先王之道,自为芑(改?)为,于是乎作为九成之台,寘盂炭其下,加圜木于其上,思民道之,能遂者遂,不能遂者,内(墜)而死,不从命者,从而桎梏之。于是乎作为金桎三千。既为金桎,又为酒池,厚乐于酒,溥夜以为淫,不听其邦之政。于是乎九邦叛之,丰、镐、舟、□、于、鹿、耆、崇、密须氏。文王闻之,曰:‘虽君无道,臣敢勿事乎?虽父无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可反?’纣闻之,乃出文王于夏台之下而问焉,曰:‘九邦者其可来乎?’文王曰:‘可。’文王于是乎素端□裳以行九邦,七邦来服,丰、镐不服。文王乃起师以向丰、镐,三鼓而进之,三鼓而退之,曰:‘吾所知多廌,一人为无道,百姓其何罪?’丰、镐之民闻之,乃降文王。”③[3]

根据上引材料,可知周的崛起,是因为商纣无道,九邦叛之,文王毛遂自荐,愿意戴罪立功,前往平叛,才从殷墟南的羑里释放,即“出文王于夏台之下”。商纣让文王讨伐九邦,即丰、镐、舟、石、于、鹿、耆、崇、密须,周的势力才逐渐壮大。而今本《竹书纪年》记载:“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秋,周师次于鲜原。冬十有二月,周师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㣲、卢、彭、濮从周师伐殷。”④《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在伐纣的时候,率“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可见今本《竹书纪年》和《史记》对于“武王平九邦”的记载是错误的,应该是“文王平九邦”。《史记》由于秦始皇焚烧了除秦以外的各国史书,所以记春秋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古本《竹书纪年》作十八年,《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证明《史记》错误。所以司马迁记述的“武王平九邦”完全有可能是错误的。古本《竹书纪年》晋代由于盗墓出现,又因为盗墓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今本《竹书纪年》好多条又是从古注、类书中所引的古本《竹书纪年》辑录出来的,而且辑录的极不忠实,所以有不少错讹。对照“上博简”《容成氏》,可以看到今本《竹书纪年》“武王平九邦”是错误的。但同时,今本《竹书纪年》又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部宋代以后的伪作,不足作为历史的资料;相反,有好多地方和其它文献记载以及出土文物是一致的。今本《竹书纪年》“至少一段四十字(即一条竹简上的文字)是与西晋武帝泰康元年(280)汲冢出土墓本的《竹书纪年》一脉相承的。”⑤[4]如:周灭蒲姑两次。一在武王时,“秋,王师灭蒲姑”;一在成王时,“三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迁殷民于卫,遂伐奄,灭蒲姑。”①武王灭蒲姑是有古文献根据的。《左传》昭公九年记:“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这说明武王时期蒲姑已在周朝控制之下,否则《左传》也不会说“吾东土也”,而是会说“成王之时,蒲姑,吾东土也”。由《左传》所记可知,在成王时候,蒲姑在周公平武庚之乱的时候还讨伐过一次。今本《竹书纪年》由于墓本在整理时候编排错佚,以及后来的注解传抄,难免有误,但如果能和地下出土文物吻合,还是可信的。

那么究竟是“清华简”的“武王戡黎”对呢,还是”上博简”的“文王戡黎”对呢?实际上,文王和武王都曾“戡黎”,看看今本《竹书纪年》卷上,我们就明白了:

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邦,遂伐崇,崇人降。

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

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

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师渡孟津而还。

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②

按照《周本纪》的记载,文王断虞、芮之讼之后,“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按今本《竹书纪年》,文王是帝纣三十四年(文王四十五年)年在败耆之后伐崇,败耆伐崇先后时间同《史记》大致相投,时间都是帝纣三十四年或稍后,《史记》所载时间间隔最少两年。《史记》所载文王戡黎后第四年即伐崇第二年薨,今本《竹书纪年》并未明言文王伐崇的具体时间,所载文王戡黎伐崇后第七年乃薨。

下来的问题是”清华简”所记载的武王九年戡黎和今本《竹书纪年》的“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的时间对应问题。按《史记·周本纪》记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清华简”所记载的武王八年戡黎应大致在同年,但《周本纪》并未提及此事。文王“七年而崩,”(《尚书大传》)两年后即九年,武王“东伐至孟津,”(《鲁世家》)由于“白鱼跃入王舟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周本纪》)武王退师而还,显然不是上述天象不吉,而是由于商纣当时还很强大,贤臣比干、箕子辅佐纣王,武王没有绝对把握。由“清华简”所记载可知,武王勘黎当在“东伐至孟津”前一年或在本年。这个时间间隔和今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文王崩武王“东伐至孟津“大致吻合。但又出来一个问题,即“黎国”不当周师经行之道,周师已到孟津,没有可能再绕道辗转去攻打距离甚远、位于今天山西长治西南、黎城县西北的诸侯国“耆”即黎,尚且在文王时候已经戡过一次。所以我以为,“清华简”所记载的武王八年所戡之黎不是位于今天山西长治西南、黎城县西北的诸侯国“耆”即黎,应该是距离纣都朝歌甚近的“黎”即黎阳。

黎阳即今之河南浚县,商末浚地称黎,属畿内地。《禹贡说断》卷四云:“黎阳,今隶卫州。”《尚书》中周公云:“我卜河朔黎水”。(《洛诰第十五》)《书传》卷十三云:“(河朔黎水),今河朔黎阳也。”黎水即《续文献通考》所载的:“卫河淇水合流至黎阳故称为黎水,亦曰浚水。”③黎阳在朝歌之北,与朝歌同属卫州,距离朝歌甚近。正是因为黎阳被克,才有“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商书·西伯戡黎》)如果是距离纣都朝歌甚远的“耆”国被克,祖伊也不至于如此惊慌失措。武王退师而还,显然不可能绕道去戡“耆”国。元代吴澄也有此怀疑,其曰:“窃疑戡黎之师当是伐纣之时。然黎国若潞州之黎城,则山路险僻,不当周师经行之道。纣都朝歌在今卫州,而卫州有黎阳,去朝歌甚迩,或指当时近畿有小国,周师自孟津渡河,故先戡黎,而遂乗胜以进纣都也”①[5]。

吴澄此番言语,并不是毫无根据、凭空杜撰。由“清华简”、”上博简”《容成氏》和今本《竹书纪年》三材料互证,我们可以得知:在文王去世前七年,文王就曾经曾经“戡黎”,正如《史记·周本纪》所记的“败耆国”。武王后来讨伐的“黎”,并不是“黎”(即耆),而是与朝歌距离甚迩的“黎阳”。所以说《尚书》、《史记》、《左传》的记载的并未有错,但只记载了“文王戡黎”,遗漏了“武王戡黎”。应该注意的是,文王和武王都曾戡黎,但所戡之黎不同,“清华简”所记载武王所戡之“黎”应为纣都朝歌附近之“黎阳”。李学勤先生单凭“清华简”所记载的周武王八年征伐耆(qi即黎)就推到《尚书》、《史记》等所记的“文王戡黎”,显然有欠严谨。

另外,由于“ ”与“耆”、“黎”都同属脂部字,都读qi,可以相互通假,所以汉代以后文人注疏,常将二者混淆,将位于潞州(今山西上党一带)之“耆”国和位于卫州(今河南浚县一带)之“黎”混为一谈,才导致了千年以来的聚讼纷纭。“清华简”的出土,终于厘清了这一历史公案。

原载《史林》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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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婀娜:《清华简研究重大发现 <尚书>失传两千多年后现身》,《人民日报》2009年4月26日。

②转引自李民、王健:《尚书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95页。

③见《黎城出土“楷侯宰作宝壶永用”铭文,西周黎国所在地之谜破解》,《山西日报》2007年3月22日C4版。

[2]①《尚书注疏》卷九考证

②《增修东莱书说》卷十三

③《项氏家说》卷三

④《书纂言》卷三

[3]①《朱子语类》卷七十九

②《朱子晦庵集》卷五十一

③《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83—288页。

④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39页。

⑤美·夏含夷:《也谈武王的卒年——兼论<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文史》29辑(1988),第7—16页。



[4]

①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43页;244页。

②同①,第238页。

③引自李民、王健:《尚书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95页。

①《书纂言》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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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九篇综述

  
李学勤(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http://www.cnki.com.cn/Journal/F-F4-WENW-2010-05.htm
  
《文物》2010年第5期  [文本OCR处理,先秦史论坛,子居]
 
来源: http://xianqin.5d6d.com/thread-4746-1-1.html
  
  
  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通称清华简,是在2008年7月由境外抢救人藏的。从那时开始进行的竹简保护整理工作,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
  
  自竹简入藏到2008年10月举行“清华大学所藏竹简鉴定会”,是第一阶段,中心工作是简的清理保护和鉴定。同年11月清华工作人员赴各地有关单位学习保护经验,同时着手拍照,到2009年1月拍照初告段落,是第二阶段,中心工作是简的进一步保护和拍照。2009年3月到6月,我们利用简的数码照片,对全部有字简作了试读,以更多了解这批简的性质和内容,是第三阶段”。[1]
  
  在浏览了全部简的基础上,2009年暑期以后,我们开展了简的缀合、编排和分篇工作。和上述三个阶段一样,这个新阶段的工作相当困难繁重。经过近半年的努力,现在可以初步估计清华简包含书籍63篇。这个数日不是最后的,今后通过深入释读研究,肯定会有调整。
  
  我们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对已缀合、编排好的简,逐篇进行隶定和读释。业已选出的第一批,有书9篇,暂名为《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表一;封二):以下根据我个人的认识,对这9篇简作一简要介绍。
  
表一  竹简编号对照表
  篇名 序号 原简编号
 《尹至》  一正 2234
 《尹诰》 四正 1530+1494
 《程寤》  八正 1540+1508+1482
 《保训》 一正 131
 《耆夜》 十四背 1345+1390+0808
 《金縢》 十四背 2254
 《皇门》 八正 664
 《祭公》 二十一正 813
 《楚居》 十五正 1736

    
  
一、《尹至》
  
  《尹至》共简4支,简长45厘米,原无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
  
  简文内容是伊尹见汤时的对话,体裁属于今传本《尚口》中的《商书》。篇内伊尹称“尹”,也或称“镊”按清代梁玉绳《古今人表考》云,伊尹系“伊氏,尹字,名挚”[2],名“挚”见《孙子·用间》、《墨子·尚贤中》及《楚辞·离骚》、《天问》等,这里的“執”是“执”字繁写,就是“挚”。
  
  《尹至》开头说:“惟尹自夏虘(徂)白(亳)”,句例与《国语·楚语上》武丁“自河徂亳”一致。简文两见“白”这一地名,都读为“亳”,古音均属并母铎部。
  
  伊尹见汤,“汤曰:格”,句例同于《尚书·商书》中《汤誓》“王曰:格”和《盘庚》“王若曰:格”。
  
  简文伊尹说到夏的民众怨恨其后(即桀),云“余及汝皆亡”,这句话也见于《汤誓》,《孟子·梁惠王上》曾经引用。
  
  关于夏后(桀)的罪恶,伊尹特别举出“龙(宠)二玉”。按古本《竹书纪年》载:“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或作爱)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3]上博简《容成氏》也说桀“不量其力之不足,起师以伐岷山氏,取其两女琬、琰”[4]。所谓“宠二玉”即指宠爱琬、琰而言。
  
  上引《纪年》还说桀“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国语·晋语一》则说“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吕氏春秋·慎大》又云“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妹喜或说受宠,或说被弃,这些传说都不见于《尹至》。
  
  简中还提到夏民发生疾病,“隹酨(灾)蠹(虐)惠(极)瘰(暴)艟(瘴)”,这和上博简《容成氏》所说夏“虐疾始生,于是乎喑聋跛□瘿窠偻始起”相似[5]。
  
  
二、《尹诰》
  
  《尹诰》共简5支,简长和字的风格均与《尹至》相同,原无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
  
  《尹诰》是《尚书》佚篇,或称《咸有一德》。大家知道,《礼记》中的《缁衣》传系孔子之孙子思所作,里面有两章引有《尹吉》。其一章云:“《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郑玄注:“‘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郭店简、上博简都有《缁衣》,相当的地方正作《尹诰》,证实了郑注的灼见[6]。
  
  “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这一句,郭店、上博简作“惟尹允及汤(上博简作康)咸有一德”。清华简《尹诰》这乃是首句,作“惟尹既及(及)汤咸有一德”,说明简文即是《尹诰》。
  
  《礼记·缁衣》另有一章引有:“《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郑玄注:“‘《尹吉》’,亦《尹诰》也。……‘见’或为‘败’,‘邑’或为‘予’。”这句在清华简《尹诰》中是“尹念天之败西邑夏”,“败”字与郑注或本相应。至于“自周有终”等,注疏都讲不通,简文没有,或许是后来阑人。
  
  《尹诰》的体裁与其他《尚书》相似,值得注意的是篇内有一句是“今其女(如)制(台)”,传世《商书》常见类似语句:
  
  《汤誓》:夏罪其如台。
  《盘庚》:卜稽曰其如台。
  《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
  《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
“如台”自《史记》以来都解释为“奈何”。
  
  据《尚书·尧典》孔颖达《正义》,西汉时曲阜孔壁发现的古文《尚书》里便有《咸有一德》,也就是《尹诰》,至汉末郑玄时业已佚失[7]。东晋时立于学官的《孔传》本《尚书》的《咸有一德》是后人伪作,自宋代以来历经学者讨论,已成定谳。现在清华简里重新发现了这篇古文《尚书》,实在是值得高兴的事。
  
  《尹至》、《尹诰》在简中是两篇,但应有密切关系。对照《吕氏春秋·慎大》,可知两篇都曾为《慎大》作者所见,并且引为叙事的依据。
  
  
三、《程寤》
  
  《程寤》共简9支,简长44.5厘米,原无篇题,没有次序编号。
  
  《程寤》是《逸周书》中的一篇,次于《程典》之后。《逸周书》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周书》七十一篇,当时就应有《程寤》,所以东汉王符的《潜夫论》、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与张华的《博物志》等都曾征引过。后来此篇佚失,只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保存了一些文字[8]。现在对照清华简完整的篇文,所保存的仅是很小的一部分。
  
  篇中讲的是,周文王之妃“太姒梦见商廷惟梀(棘),廼小子发(后来的武王)取周廷杍(梓)梪(树)于氒(阙)间,譌(化)为松柏棫柞”,认为是周将代商的吉兆,于是“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这个传说可能与文王受命之说有关。周人常说文王受命,如《尚书·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君爽》“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金文也有类似的话,如何尊“肆文王受兹大命”,大盂鼎“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都可印证。
  
  我过去曾谈到,《逸周书》各篇来源不一,其中“《度训》、《命训》等多篇文例相似,可视为一组,而《左传》、《战国策》所载春秋时苟息、狼瞫、魏绛等所引《武称》、《大匡》、《程典》等篇,皆属于这一组。由此足见在书中占较大比例的这一组,时代也不很迟[9]。《程寤》便是属于这一组的。《大开武》篇所云“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即暗指《程寤》。
  
  《程寤》简文还有若干有特色的语句,例如“何监非时,何務(务)非和,何愄(褢)非文,何保非道,何爱非身,何力非人”,同样的句例多见于《逸周书》上面说的那一组。特别是《小开》的“何监非时,何务非德”,更与简文相类。这种特殊的句例,也见于《尚书·吕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还有“今往何监非德”。《孑L传》解释前者说:“在今尔安百姓兆民之道,当何所择,非惟吉人乎?当何所敬,非惟五刑乎?当何所度,非惟及世轻重所宜乎?”已经把这种句例的读法讲清楚了。由此也可看出,《程寤》的成篇不会太晚。
  
  
四、《保训》
  
  《保训》共简11支,简长28.6厘米,原无篇题及次序编号。第2简上半残失。
  
  关于《保训》简,我们已经作过介绍”[10],当时曾以简文最后的“日不足惟宿不羕(详)”[11]与《逸周书》一些篇末的文句对比,说明是训诫文体的一种习用语。现在看到,清华简《程寤》也有这样的文句,不妨放在一起再对照一下:
  
  《程寤》:人怨(谋)疆(竞)不可以寱(藏)後,後戒人用女(汝),毋爱日不足(足)。
  《保训》:日不足惟宿不羕(详)。
  《逸周书·大开》:戒後人其用汝谋,维宿不悉日不足。
  《酆保》:戒後人,复戒後人其用汝谋。
  《小开》:後戒後戒,宿不悉日不足。
  《小开武》:日正余不足。
  《寤儆》:後戒,维宿。
  《文儆》:後戒後戒,谋念勿择(斁)。
  《武穆》:余夙夜求之无射(斁)。
  
  我觉得,尽管在篇末用语上有这样的相似性,还不能认为《保训》与《逸周书》各篇同出一源,因为我已经指出,《诗经》的《天保》也有“维日不足”之句。同时,《周书序》云“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变,作《文儆》;文王告武正以序德之行,作《文传》。”《逸周书》现存的《文儆》、《文传》两篇,已经是文王末年的口气。《文传》篇首云“文王受命之九年”,《帝王世纪》即以为文王的卒年,所谓“文传”就是遗命的意思”[12],所以不会又容纳一篇《保训》了。
  
    
五、《耆夜》
    
  《耆夜》共简14支,简长45厘米,最末简背有篇题“郎夜”。最后4支简上部残损。
    
  对于《耆夜》,我也写过一篇短文介绍”[13],其中有几点可以在这里作一些引申。
    
  简文中的“旨”是商末诸侯国,即文献中的“耆”,或写作“黎”、“墅”、“饥”、“阢”,在今山西壶关(或说黎城)。“夜”是与饮酒的礼仪有关的词,我认为当渎为《尚书·顾命》的“咤”,“夜”古音喻母铎部,“咤”则为端母铎部,《说文》作“詫”,云“奠酒爵也”。这个读法,自然还有待考虑,所以篇题暂时还只作“夜”字。《尚书·西伯戡黎》云:“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纣)。”这个“西伯”,《尚书大传》、《史记》等都以为是周文王,不过黎也就是耆这个地方迫近纣都,说文王已征伐到那里似不合情理,因而宋代胡宏《皇王大纪》以来,不少著作认为应该是武王”[14]。现在简文说“武王八年征伐旨,大戢(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正合于胡宏等家之说:
    
  《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成王时的鲤方鼎记:“惟周公于征伐东夷丰伯尃古(蒲姑),咸哉(捷),公归,紫于周庙:戊辰,酓臻;”谭戒甫先生指出就是饮至”[15],是很对的。周原甲骨文也有“命秦”,“秦”也当如谭说读作训“至”的“臻”[16]。
    
  简文云这次饮至,除武王亲临外,“縪(毕)公高为客,邵公保睪(爽)为夹,周公叔旦为命,辛公姬虖(甲)为立(位),作策(册)逸为东尚(堂)之客,吕上(尚)甫(父)命为司政(正),监饮酒。”[17]周公、毕公系武王之弟,召公传说也是文王庶子,辛公甲、作册逸是周太史,而吕尚父就是太公望”[18]。
    
  《耆夜》的内容,主要是记述这次饮至时武王和周公所作的诗。武王醻毕公诗,题为《乐乐旨酒》;醻周公诗,题为《鞧(辅)乘》:周公醻毕公诗,题为《贔贔(英英)》;祝颂武王诗,则题为《明明上帝》。最后,还有周公因闻蟋蟀声而作的诗《蟋蟀》,寓有劝戒之意,文句类同于《诗经》中的《唐风·蟋蟀》。
    
    
六、《金縢》
    
  《金縢》简共14支,简长45厘米,第14简简背有篇题“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简背有次序编号。按《尚书序》云“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简文则不用《金縢》篇题,可能表明没有见到《书序》。
    
  简文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没有传世《尚书·金滕》中涉及占卜的文句,而《史记·鲁世家》所引该篇是有那些内容的。由此看来,清华简与传世本《金縢》应分属于不同的传流系统。
    
  简文有不少与传世本有别的异文,有的非常重要。例如传世本说:“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史记·鲁世家》解“辟”为“避”,“居东”为东征;《尚书》孔传解“辟”为讨罪,也以“居东”为东征;马融、郑玄则解“辟”为“避”,而“以下文‘居东’为出处东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而谓‘罪人斯得’为成王收捕公之属党”[19];《尚书》蔡沈传又讲“罪人斯得”是周公始知流言出于管蔡[20]。种种异说,都是由于《金滕》“居东二年”与《诗·东山》所云周公东征三年不合。现在清华简的这一句不是“二年”而是“三年”,就恰与东征一致了。
    
  像《金縢》这样有传世本可资对照的简文,在研究上还有一种特别的益处,就是使大家易于识出许多过去不识或者误识的古文字。如传世本《金縢》“予冲人”的“冲”字,简文作“酋”,从“沈”声。“沈”是定母侵部字,“冲”则届定母冬部,侵冬两部关系密切[21],故相通用,这是前此难于想到的。
    
    
七、《皇门》
    
  《皇门》共简13支,简长45厘米.原无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
    
  传世《逸周书》中有《皇门》,清代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曾说该篇“大似今文《尚书》,非伪古文所能仿佛”[22],但篇文充满讹脱,难于通读。现在对看简文,传世本的种种问题便一一澄清了,展现在大家面前的乃是一篇极关重要的文献。
    
  传世本开头说“维正月庚午,周公格于左闳门”,《周书序》也说“周公会群臣于闳门”,简文则作“惟正[月]庚午,公各(格)才(在)耇门”,这电有两处异文,值得注意。
    
  首先自然是简文没有“周”字,从而篇中的“公”是什么人就成了问题。这一点有待深入讨是周公,因为《皇门》这一篇是西周的,而当时只有周公才能在篇文中表现出与周壬一样的身份:
    
  第一,简文云“公若曰”,在《尚书》的《周书》各篇中,除“王若曰”外,只有《君奭》、《立政》有“周公若曰”[23]。
  第二,简文的公自称“朕莐(冲)人”,《周书》的《金滕》、《大诰》有“予冲人”,系成王自称。
  第三,简文公又自称“予一人”,这同样是正的口吻,过去胡厚宣先生曾详细讨论[24]。
    
  再有传世本的“闳门”,孔晁注云:“路寝左门曰皇门,‘闳’音‘皇’也。”朱右曾已指出“末详所据”[25]。“闳”的意思是巷门,这位公为什么在左巷门会群臣,是很难理解的。简文作“耇门”,“耇”字从“古”声,属见母鱼部,可读为溪母鱼部的“库”,库门是周制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的第二道门[26],这也表明公的地位。
    
  如果以上想法不错,《皇门》可能属于周公摄政时期。看简文,公自云“朕寡邑小邦”,与《大诰》称“我小邦周”和《多士》称“我小国”彼此相似,都是周初那个时期的口气,篇中所说要求“父兄、荩臣”帮助的话,也正符合其时的形势。
    
    
八、《祭公》
    
  《祭公》共简21支,简长45厘米,第21简正面末端有篇题“慧(祭)公之寡(顾)命”,简背有次序编号。
    
  和《皇门》一样,《祭公》也有传世本收入《逸周书》。《礼记·缁衣》引此篇,题为《葉公之顾命》,我曾说明,“祭字古音为精母月部,葉字从枼声,而枼又从世声,世字为书母月部,从世声的字多在心母月部,都与祭音近,因此祭与葉仍是通假的关系”[27]。这样看来,清华简的篇题同《缁衣》是一致的。
    
  郭店简、上博简《缁衣》,这个字写作“彗”,字形有些像“晋”,然而同篇就有显然有别的“晋”。我以为这个字从“彗”省,《说文》云“彗”,“从又持牲”,“彗”声的字或为精母月部,或为心母月部,故与“祭”通假[28]。至于清华简这个字,应分析为从“邑”,“彗”省声,“丯”为附加声符,“丯”属见母月部。
  《祭公》的词浯文例足以表明是一篇西周文字,不少地方还可与金文对比[29],现在有了清华简本,这一点便更清楚了。简文与传世本简有不少异文,例如简文有“乃诏(诏)縪(毕)垣、井(井)利、毛班”,传世本讹作“乃诏毕桓于黎民般”,自孔晁注以下都不能通解。
    
  毕垣、井利、毛班,据简文是穆王当时的三公。西晋时汲冢发现的战国简《穆天子传》,有井利、毛班,两人见于金文,井利即穆公簋盖和师遽方彝的宰利,毛班即班簋的班。过去总觉得《穆天子传》是战国人作的“小说”,不明白其中人名怎么会与金文相合,现在知道很可能就是本于《祭公》这篇文字。附带说一下,《穆天子传》还有人名毕矩,“矩”字与“躯”有些相像,也不无可能是同一人。
  
  
九、《楚居》
  
  《楚居》共简16支,简长47.5厘米,原无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
  简文内容是叙述历代楚君居处建都之地,体例近似《世本》的《居篇》。由于是以“居”为主,所记楚国世系并非十分完全,但与传世文献比较,还是有不少优胜的地方。
  《史记·楚世家》以现存于《大戴礼记》的《帝系》和《世本》为依据,说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颛顼生称,称生卷章(老童,字形之误),卷章生重黎,重黎弟吴回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6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楚居》简文正是从季连开始的。
  季连,简文作“季鑾”,从“孿”省声。按《楚世家》推断,陆终生季连是帝喾时的事情,在简文中他则是以神的身份出现的“季鑾初降于隈山”,可对比《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祝融)降于崇山”。隈山应即騩山,见于《山海经·西山经》,云“其上多玉而无石,神耆童居之”,郭璞注:“耆童,老童,颛顼之子”,正是与楚国先祖传说有关的地方。
  《世家》说“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帝系》则说“季连产什祖氏,什祖氏产内熊,九世至于渠娄鲧出”,“内熊”为“穴熊”之讹,“渠娄鲧出”注释不解。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云:“鬻熊即穴熊,声读之异,史误分之。穴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孙以熊为氏,是为熊丽,历熊狂、熊绎、熊艾、熊黚、熊胜、熊杨,到熊渠,凡九世也。”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洞见。近年一系列楚简,特别是新蔡葛陵简的出现,已使学者注意到所祀“楚先”鬻熊、穴熊是同一人[30]。清华简《楚居》在“穴酓(熊)”之后是“侸叔、丽季”,更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楚居》对楚君居处之地的记载十分详细,多可与过去发现的楚简和器铭对应,也有若干前所未知,其时代下限是楚肃王时。这对于研究楚国历史地理,以及楚文化考古工作,无疑有重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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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学勤《清华简整理工作的第一年》,《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5期。
[2]《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第544~545页,中华书局,1982年。
[3]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17~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4]李守奎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第813页,作家出版社,2007年。
[5]同[4]。
[6]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132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7]《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118页,中华书局,1980年。
[8]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1141—11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9]同[8],李学勤序言,第3页。
[10]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文物》2009年第6期;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9年第6期;李学勤《清华简(保训)释读补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
[11]“羕”读为“详”,训作“悉”,或说读为“永”。
112]参看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第86页,中华书局,1964年。
[13]李学勤《清华简(旨夜)》,《光明日报》2009年8月3日。
[14]顾颉刚、刘起纡《尚书校释译论》,第1006—1067页,中华书局,2005年。
[15]谭戒甫《西周过鼎铭文研究》,《考古》1963年第12期。
[16]李学勤《周易溯源》,第184页,巴蜀书社,2006年。
[17]参看马楠《清华简(旨夜)礼制小札》,《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咖年第5期。
[18]《殷周金文集成》2830师靓鼎铭有“公上父”,可能也是太公望。
[19]杨筠如《尚书覈诂》,第23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20]蔡沈《书经集传》,第81—82页,收入《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5年。
[21]参看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第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22]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目录第11页,商务印书馆,1940年。
[23]参看董作宾《王若曰古义》,《说文月刊》第4卷合订本,1944年。
[24]胡厚宣《重论“余一人”问题》,《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
[25]同[22],第79页。
[26]李学勤《小盂鼎与西周制度》,《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
[271李学勤《重写学术史》,第4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8]同[27],第43页。
[29]参看李学勤《古文献论丛》,第75—7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又《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第51~5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30]贾连敏《新蔡竹简中的楚先祖名》,《华学》第7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李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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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发表于: 2010-07-12   
“耆阝夜”疑为“耆阝卒”之误写
“耆阝夜”疑为“耆阝卒”之误写
姜广辉 刊发时间:2010-07-12 03:59:35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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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什么?
翻译、整理:甘凤、王进锋、余佳 刊发时间:2010-07-12 03:40:56 光明日报
编者导读

  自本刊于2009年4月在国内率先刊登述及周文王政治遗嘱的清华简《保训》篇释读文章以来,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持续关注。特别是《保训》反复提到的“中”,引得各种解释。2010年3月19日,在美国东海岸的达慕思大学图书馆的一间会议室内,十余位欧美学者对《保训》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讨论。下午,当话题进入到如何理解“中”时,一场唇枪舌战不期而至——

  一

  主持人:(C o n stan ce A .C o o k ,L e h ig h U n iv e rsity ;美国理海大学柯鹤立):什么是“中”?某个对象或者文本?它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吗?那么,“河”又是什么?你用“中”来对有易复仇,有易屈服或者接纳了,或者为自己的罪行负责,于是微就无害了……

  瓦格纳(R u d o lf G .W ag n e r,H e id e lb e rg U n iv e rsi-ty;德国海德堡大学):没有伤害,就是“无害”。这里有特别的意思。

  主持人:没错。实际上,有人将这一段与《周易》相比较,认为“中”指的是六爻的中间,是获得抽象意义的某种方式。上甲微没有忘记他的使命,所以他把这个传给了后代。

  (魏克彬举手)

  主持人:魏克彬,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魏克彬(C risp in W illiam s, U n iv e rsity o f K an sas;美国堪萨斯大学):如果他把“中”还给了河,那他还拿什么传给他的后代呢?

  瓦格纳:我认为,他还是回去了,把“中”安置好以后,存放起来,然后把它拿回来,再传承下去。

  主持人:也有人说是在“河”中进一步琢磨、推敲“中”。

  顾史考(Scott C ook, G rinnell C ollege;美国郡礼大学):可不可以是他写下来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在第9枚竹简上端的“志”字读作“他写下来的”意思……

  主持人:你的意思是说,“志”是指“写下来的东西”?顾史考:是啊,作为一种记录,或者纪念、活动什么的。

  主持人:所以,这有可能是微把它记下来的原因。如果你用《周易》对三德的理解来考虑,这里是三种不同的统治方式。“中”应当是正的,而微的方式应该是刚的,而舜应该是柔的。

  二

  艾兰(Sarah A llan,D artm outh C ollege;美国达慕思大学):李学勤指出,在甲骨文中“河”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一个指的是河流或者河神,另一个指名字。有一个占卜的人叫做河,所以有时会混淆。

  邢文(DartmouthCollege;达慕思大学):我个人觉得这个“河”可能就是黄河。如果你有我的讲义的话,你会看见我的解释和大家的不太一样。

  (大家翻讲义)

  “假中于河”,“假”在这里是“假借”的意思。至于“河”,在传世文献的传统中,就是“舜得河图”、“禹得洛书”的“河”。“微假中於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有易犯了罪,然后有了这一场战争;在战争中,有易被严惩,有易之君被杀。但上甲微怎么样了呢?他什么事也没有,他“无害”,因为他被“中”所保护。所以这个“中”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微成功了,所以当他班师的时候,他需要“归中于河”,用汉语来说,他需要“还愿”,去感谢“中”的神通。

  主持人:那么,你把“中”看作是一种实物?

  邢文:“中”是数。而且,“中”是什么实际上也已经在《论语》中解释得很清楚了。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天之数就在你自己的身体之中,然后要“允执其中。”“中”也是所有“中道”思想的来源,可以在《中庸》和一直到宋代的新儒家中见到。上午有人说到的“危”和“微”,尤其是出自伪《古文尚书》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就是在说“中”。这是“中”的整个传统。这一传统与我的理解契合得很好——如果我们把“中”理解为数,也就是孔子所记的“天之历数”的数,那么,这一传统和“舜得河图”、“禹得洛书”还有“文王演《周易》”的传统,构成了我们的传世文献的传统。

  在我的讲义中我列出了15个条件来解释“中”。“中”被所有这些文献所定义的要求所限定。如果我们一个个地考察,数将会满足每一个条件。所有其他的解释,都会有一些问题。我会很乐意地去一个个地解说它们。

  艾兰:数。数是什么意思?

  邢文:数就是命数,就是天之数。就像我们来到这里,看起来好像是因为艾兰、柯鹤立和我组织了这次的研读会。但是,按照古代中国的理解,这是一种命数。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组织这个会,其他人也会组织,我们也还是会在一起。这就是数。主持人:就像命运?

  邢文:有点像命运。舜“久作小人”,他曾在田地里亲自耕作,但这种农业耕作的结果会是什么样?这是由天来决定的。所以,不管他劳作得多么辛苦,还是有可能有自然灾害来摧毁一切收成。因此,这里有一种命数,所以他非常惶恐;因为作为小人躬耕太久了,所以他会“恐”,并试图找到“中”这个命数。他“恐”而“求中”,然后他把它应用于万事万物,上下远迩,结果是“咸顺”。但是他并没有因此狂妄自大,他非常小心翼翼,并且不更改事物的名称,所以“帝尧嘉之”,并且把女儿嫁给了他,还把自己的王位传给他,最后他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所以孔子说这太了不起了,并且告诉他的弟子有关“中”,然后子思发展了“中”的思想,“中”的思想到了宋代就变得非常重要,于是李学勤教授用它来解释“中”——“中道”实际上就是这样来的。

  艾兰:问题是我们刚刚讨论的:如何从“中”到“数”,从一个语言的角度,而不是如何从一个词到另一个词?

  邢文:基本的概念是:“文王演《周易》”,而《周易》的要点是“得中”。它使占筮的人能得到合适的爻并作出合适的占断。从“数”的形式转换到“中”的位置,《周易》中有很多记录,都和“中”有关。《周易》的基本方法、周王朝的筮法和商王朝筮法的不同之处,就是在于易数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易数。在商代,他们用不变之数,也就是七和八;但是在周代,他们使用九和六这样的变数。发展了周代的卜筮之术的人是文王,但是他的发展是基于早期的传统,那就是“舜得河图”、“禹得洛书”的河洛之数。文王以变数为占。变数的要点是会决定中位——在卦爻中,是一卦六爻之中的中爻;作为数字,就是决定中爻的“中”数。

  主持人:所以他从河里拉出某种书,上面有数字,它们代表了“中”?

  邢文:那些数字就是“中”,“中”就是数,从一到十的河图的数字,叫作“天之数”。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有十天干。那些数字是河图的数字,按照传说,是舜得到了河图。所以,所有的说法,在这里都说通了。

  三

  李锋(C o lu m b ia U n iv e rsity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我能说几句吗?(笑声)这完全是一个很漂亮的故事,依据的是“中”的思想的哲学发展。这个说法是建立在舜和“中”关系基础上的,对吗?

  邢文:是的。

  李锋:这种联系好像又是与《论语》有关的,特别是“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一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说你是在你的内心决定的,而不是在中间。就像“分争于中”一样,“中”没有中心的意思,它是“在内”的意思,在自己的内心决定。

  邢文:这和“天之历数在尔躬”是很不一样的,《论语》有它的上下文。《论语》是对尧对舜的忠告的记载,我们看到的上下文是……

  李锋(打断):在解释“中”和“数”的关系的时候,要根据文献的本身;从文献本身来看,“数”或者“历数”是在你自己的身上,但你不能通过读把“中”和“数”的关系给读出来。

  邢文:我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所有这些文献的证据都是孔子给的,他说……

  李锋(打断):他作的。

  邢文:他说他是从尧那里转述来的这些东西,是尧说的,而不是孔子。“中”是“数”,是“数”的“中”,尧是……

  李锋(打断):那你怎么知道这就是这个“中”,而不是“在内”的“中”呢?

  邢文:那你怎么知道它就不是呢?(众大笑)邢文:这里很清楚的是……

  李锋(打断):这是你的观点,你必须得说明:为什么这里必须要这样去读?

  邢文:就因为我前面已经说过的每一条理由。“文王演《周易》”是文王最重要的……

  李锋(打断):就因为所有这些解释,“数”就不得不是“中”?

  邢文:不,不是因为“这些解释”,而是因为孔子的话,“数”是“中”,这是尧自己说的。

  艾兰:我们知道“中”从一开始就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它在《周易》中也有一定的发展模式。但是,你不能把它和《周易》必然地联系起来,以为它和《周易》“中”的重要性有一些巧合。我不是说你是错的,你也可能是对的。在其他的占卜系统中,也强调中心的思想。我的意思是“中”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并不局限于《周易》的内容。

  邢文:我对不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方法。我们怎么来理解这段内容?我们应当从历史和文献两个方面来比较、解释《论语》此章和《保训》。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它是以“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开始的,所有有关的用字都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一样的,也都符合我们传世文献的传统。这不是我的解释。我没有创造证据,我只是使用它们。

  我的解释也与伪《古文尚书》的传统相合所有这些材料都互相支持,我看不出来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解释。

  艾兰:如果是那样,我对于“假中于河”的理解仍然有疑惑。

  邢文:“假”就是假借,在河假借“中”的力量。河是出河图的地方。那么什么是河图呢?河图就是10个数字,它出于河。河处在中国的中心。根据古代的传说,舜得到了河图。

  主持人:你有没有想过《竹书纪年》中的“假”或者“借”实际上是对古文字的误读?河伯只是含有一些神性意味的观念。

  邢文:根据传世文献,有一个部落或者国家叫河伯。河伯和有易的关系很好,所以本来河伯是不会帮助上甲微来惩罚有易的。上甲微没有任何理由去惩罚有易——他们没有做错事。那就是问题。当有易被上甲微打败的时候,国君和许多人民都被杀害了,接着是河伯帮助活下来的有易人民在另外一个地方建立了另外一个国家。这就是传世文献说的。

  艾兰:如果你按照我的方法来理解“中”的话,那么“假中”就应该是暂时接管的意思。

  主持人:如果它是邢文理解的那样,假中——这个宝——它来自河。你运用它,解决罪恶。你建立一个合法的范例,好人没有受到伤害,接着你归还给河,并祭祀河。

  邢文:差不多。传世文献说“河出图,洛出书”。“中”不是上甲微路过河的时候从河得到的什么东西,“中”早已为舜所得。禹也已经得到了洛书。它们都是数字。当上甲微路过河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是早就意识到,或者是当时悟出来的——接着他运用了这种思想。它们也可能是策略,或者它们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微的心中可能早已有了河图,或者是他真的有一些占卜者或擅长这些数的专家,于是他就利用了河图。

  主持人:它是公正的工具,是吗?

  邢文:公正的工具?或许是兵家的工具,或许是统治的工具。它可能是任何事物的工具,它是宝。它们是数字,在天上,在地上,分阴分阳,万事万物都有。所以当上甲微经过那里,那是河图之数或者“中”出来的地方;他说,我会用“中”去惩罚邪恶的有易。它还真管用了!上甲微的军事实力不足以打败有易,但是他赢得了战争。他自己完全没有受到伤害,而有易,整个部族或国家都被灭掉。所以当他回到这里时,好吧,奉还吧,但不是奉还数字,而是奉上他感恩的心、他的感谢——还愿。这也是我们今天会做的事。你们大家帮助我走到这里,那么,让我到庙里去说一声:“谢谢。”

  主持人:这差不多是“归”的延伸义,即你必须举行感谢的祭礼。这种祭礼的概念也出现在《金縢》中。

  邢文:我们解释“中”的关键,是必须与这两个部分都符合:第一个部分是“求中”和“得中”,第二个部分是上甲微“假中”和“归中”。

  主持人:所以你认为后面的这个“中”就是前面舜用的“中”?

  邢文:是的。也就是“数”。“天之历数在尔躬”,这是尧对舜说的,也是孔子的弟子所记录下来。但你要用的是什么数呢?不是具体的数,而是“中”的数——可以击中要害的数、“中用”的数、“中的”的数。

  主持人:但“天”没有被提到。

  邢文:天何言哉?天什么也不用说,万事万物照样自生自灭。(众笑)关键是你理解天。如果你理解天,你就得到了“中”。

  (全场议论纷纷,交头接耳,讨论“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李锋:我不能想象在军事作战中使用了“数”,你就不会受伤是怎样一个情景。(众笑)

  邢文:那是因为你不是诸葛亮,你不是军事专家……(众大笑)主持人:诸葛亮作战看星相,他读天书。

  邢文:这是“兵阴阳”,这是我们的叶山教授的专长。(众笑。)“兵阴阳”就是你怎样在军事活动中用“中”、用“天之历数”,是不是这样,叶山教授?

  (众大笑)叶山:是的。邢文:谢谢。

  叶山:邢文刚才提到“数”对军事很重要。这有一个很悠久的传统。实际上,所有的军事文献,一直到清代的,基本上所有的军事百科全书,都分成天、地、人三个部分。天的一切都是与数有关的,天人合一,使用多种战术。所以,事实就是你要使用数,在特定的一天来攻打特定的敌人,如北方的或者其他的什么敌人——有易就在北方。有很多的技术你可以使用,它们是非常重要的补充。军事是惩罚的一种手段。所以,法律系统和数结合在一起,是很合理的事。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的早期文献中,它们之间确实有着这种联系。有些是更为具体的,如张家山汉简中的《阖庐》、银雀山汉简中的《地典》,等等。对我而言,邢文的说法是完全有道理的。

  邢文:非常感谢。(众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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