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初王国有县无郡论

游逸非先生两篇大作已拜读。根据出土实物，而提出如此宏阔的解释判断，敬佩。
若从方法论而言，仅根据地下出土之物，属于不完全归纳。
田野考古近十年来多向科技类方向发展，其实也客观反映了这个学科的某些局限。
另外还要考虑如新书等差不多时期的相关文献记载，特别是典章文字之外的文士言辞，虽然新书是前汉末期编就。
最近，微信上看到郭永秉先生研究子犯的文章，运用了裘锡圭先生趋同和求异这个命题。
为何只有县，而基本不见郡，这个表象既需要求异，也需要趋同，以求取最大公约数。
现象背后肯定有故事，但不能轻易言无郡。
这是个大问题，可惜我又举不出有力的反证。
所以，还是对游先生对此问题所做出的研究成果，深表敬佩。

郡，裙也，裙带关系也，当亲戚所封也，土地面积当大于县也，此吾从理讲之也。秦从郡县，不从亲封，是秦大好基业两代而王也，故从人情物理言，得江山当一半亲封一半无故县域是也，全亲封是多乱也，汉初有县无郡是敬群臣之也与。

吾作家也，近作长篇巨作《宵天令》、《一生老师》、《重镇南方》、《通明王朝》、《妹妹落花兮流水浅兮》，皆文言写之，是吾因之感更明古文语顺，吾不欲深入考古之学，只求写作之意之，大胆写作，小心求证是也，成一人风格是焉。

我也有此感。《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记载：“献城阳郡”，“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高后割齐琅邪郡立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西取其故济南郡”，“孝文帝元年，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与齐，而徙琅邪王王燕”。《汉书•高五王传》：“献城阳郡以尊公主为王太后”，“元年，以其兄子鄜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高后七年，割齐琅邪郡，立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文帝元年，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予齐，而徙琅邪王王燕”。显然，根据文献记载，汉初齐国是有郡存在的。北方等诸侯国也是存在郡的记载，这从汉初平乱功臣传记的记载可知。游先生以封泥来论证汉初诸侯国无郡论恐不妥，推翻传统文献的记载实过于武断。

为何说用“封泥”来论证诸侯国无郡论不可靠？理由如下：
首先，要认识“什么是封泥”。简单的说，“封泥”是简牍行书的产物，是一种密封的工具。
其次，“封泥”的使用与行书制度密切相关。秦汉行书系统的管理权主要在县一级。张家山汉简《行书律》规定：“书不当以邮行者，为送告县道，以次传行之。诸行书而毁封者，皆罚金一两。书以县次传，及以邮行，而封毁，□县□劾印，更封而署其送徼（檄）曰：‘毁封，更以某县令若丞印封。’”说明“封泥”多以县或令丞印为主。事实上，所见“封泥”也是以“某某”县名或“某某之丞”居多。这就印证了行书制度对“封泥”使用的深刻影响。此外，齐国以外，所见外地“封泥”均是县或令丞印，也说明“封泥”的使用确实受到行书制度的深刻影响。
再者，“封泥”之所以有乡印，主要是一些乡在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也负有行书系统的管理权，在特殊情况下，也有使用“封泥”的权限。而诸侯国中央一级机构是文书的发出者，同样有使用“封泥”的权限，密封文书后在都城内行书，故多有这类“封泥”出土。
最后，为何郡一级的“封泥”相当少见。这也是行书制度所决定的。中央及郡发出的文书是由都城或都县传出，“封泥”自然是以都城或都县或令丞印密封。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记载，“今咸阳发伪传，弗智（知），即复封传它县，它县亦传其县次，到关而得，今当独咸阳坐以赀，且它县当尽赀？咸阳及它县发弗智（知）者当皆赀。”里耶秦简也有县廷文书传送由都乡发出的记载。因此，都城或都县的“封泥”数量特别多，所见封泥“临淄”达一百多枚、“临淄丞印”达一百八十多枚，正是这一原因所导致的。而郡远离都城，其所传文书皆由都县发出，故基本少见或不见郡级“封泥”。
综上所述，切不可以“封泥”来论证所谓“无郡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