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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编县”小考(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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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9-8-29 12:5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本帖最後由 行走楚国 於 2019-8-30 13:12 編輯

“编县”小考(续)


刘甫


  此前笔者曾对编县地望作了些考证,形成了一些初步认识,认为如果郦道元所言方位不误,则东晋隆安五年迁前编县(高阳城)或在今远安东、当阳北的沮、漳水之间;迁后编县或在今南漳县巡检镇的“亮家台”及“刘家台”之间⑴。然而搁笔后仍不安稳,觉此中疑点依然颇多:其一是编县故城高阳城置于偏僻的远安山区似乎不合情理;二是众皆云编县当在今荆门境内,史属今荆门地,尤以言“市北境”声音为最。故重举笔端,再辨一二。

一、“编县”与“销县”之联系
  分别载有西汉不同时期政区信息的江陵张家山汉简以及荆州松柏简牍中提到了“销县”及“便侯国”。比照二文献后发现: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 秩律”所载南郡十六县中有销县无编县⑵;而荆州松柏汉简所载南郡十七县(侯国)中则不见销县、有便侯国⑶。说明销县至少裁撤于吕后二年(前186年)之后,便侯国设置于至少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之前。我们在此前已论述过“便侯国”即后来的“编县”⑷,此不赘述。作为今荆门历史上两个重要建置、分别置于两个不同时期、一前一后而不相重叠,且所辖地域皆为今荆门北境,笔者认为二者是有承继关系的可能的,即:前186年——前129年间销县省废,销县故地为便侯国所承袭。

二、编县治所与销县治所的关系
  王琢玺先生根据北大藏水陆秦简所提供的准确里至将销县治所定位于今荆门市北子陵镇一带⑸,此说较为合理,可从。而编县治所与此有无关联呢?刘宋盛弘之在《荆州记》中云,“昔时武宁至乐乡八十里中,拱树修竹、隐天蔽日,长林盖取名于此”⑺。其中“乐乡”一地学界尚无异议,指今钟祥双河镇乐乡关村,而“武宁”又在哪?《太平寰宇记》载,“晋隆安五年,刺史桓玄立武宁郡于编县故城,其属有长林县,县郡俱立”⑽。《大清一统志》云,“长林故城,在荆门州北,晋置,属武宁郡”;“长宁故城在荆门州西北”⒀。胡阿祥先生亦认为东晋及南朝时的“武宁郡”治今荆门市北,“长宁郡”侨今荆门市西北⒁。归纳上述,说明武宁郡及长林县治编县故城,在今荆门市北;长宁故城在今荆门市西北。台湾严耕望先生认为晋武宁郡指今荆门市区附近(8),另据清乾隆《荆门州志》云,晋安帝隆安五年,武宁郡在上泉冈(笔者注:今荆门市北10公里的子陵岗)⑹。二者说法大体一致。结合清《荆门州志》所云的“武宁郡在上泉冈”,试将盛弘之《荆州记》所谓“昔时武宁至乐乡八十里中”通过古今里制换算,我们认为今子陵岗或正是晋武宁郡所在⑼。这个结论竟与前述销县治所如此吻合。盛弘之《荆州记》约成书于437年,距东晋隆安五年编县迁“许茂故城”仅短短三十年,其对401年前后的编县县治所在应当再清楚不过的。作为关键坐标线索的“昔时武宁至乐乡八十里中,拱树修竹、隐天蔽日,长林盖取名于此”一句,“昔武宁”当指“东晋武宁”、及所辖“乐乡”、“长林”二县。盛氏为刘宋时临川王侍郎居荆州多年,对荆楚地理、风物等颇为熟悉,应不致错。而根据《太平寰宇记》载“晋隆安五年,立武宁郡于编县故城”⑽,则编县故城即今子陵岗。笔者曾多次赴子陵作实地调查,在子陵镇南部铁路跨越桥附近,发现有大量汉代板瓦、筒瓦、瓦当、汉砖、陶片等残片,以及大堆疑似土城墙状的古建废墟垃圾。至于这些遗存究竟属销县还是被笔者冠以“或”字的后来的便侯国和编县?目前还不得而知。据当地百姓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在该镇北端曾有十多座高约少则3米、多则6米以上、直径约30至50米的大型汉代墓冢由北至南排列,目前尚存一冢。如此庞大的墓冢群,笔者分析其恐怕不仅仅属于设置短暂的“销县”,很可能涉及到多代汉置地方行政长官。当地百姓传早年曾见到墓碑上刻有“王侯”字样,笔者本以妄说之辞,今若假设“便侯国”治此看来,却还真有几分联系。根据荆门市文物部门所作记载,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曾于该区域发掘出秦、西汉墓共计14座、东汉墓17座⑿。上述如此高级别的贵族墓群及数量众多的庶民墓,说明汉时该处必为一重要聚落。如是,则新的问题来了,难道郦道元《水经注》有误?

三、假若《水经注》有误
  郦道元作为北朝人,一生并未亲历南方,其《水经注》中多征引南方地理文献,尤以盛弘之《荆州记》为重。《水经注》“漳水”篇中有关“编县”的记载或正是来源于盛氏《荆州记》。如此,则有关编县故城(高阳城)位于许茂城西南与今东南荆门市北子陵岗方位岂不是自相矛盾吗?还是由于在该段记述中郦氏并未援引盛氏而另有它出?查盛有关文字,如“(当阳)县东百里有绿林山,茂林蓊郁,襄阳大道经由其西,所谓当阳之绿林也”⑾,按,当阳县(笔者注:刘宋时当阳县治即今当阳市区)东百里,已伸入今荆门市沙洋县境内,该处实无绿林山。可知盛氏在某些方位上是存在讹误的。因此不能排除《水经注》言“西南百四十里”高阳城或为“东南百四十里”之误的可能性。

四、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汉晋编县在仙居一带”的辨析
  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将汉晋编县定在大致今荆门市区西北60公里的仙居乡一带(19)。经检索有关资料,其依据主要有二:1、杜注“南郡编县东南有那口城”⒂;2、刘昭注“蓝口聚:下江兵所聚。左传斗缗以权叛,楚迁于那处。杜预曰,县东南有那口城”⒃。仔细斟酌,觉得将“汉晋编县”定在今仙居附近依然疑点重重,兹分别列举如下:
  1、仙居一带位于南漳西南许茂故城的正东向,与《水经注》中“西南高阳城”或笔者上文中所说的“东南”不符,且该地与笔者所认为的“许茂故城”直线距离仅27公里⑴,远未及“百四十里”(今122里)。
  2、如果汉晋编县在仙居一带,那么东晋隆安五年后于此所置的武宁郡至其东侧的乐乡县实无盛弘之所言的“八十里”(今七十里)。今仙居与乐乡毗邻,仙居至乐乡关仅30余里,作为武宁郡治暨长林县治与所属的乐乡县治之间距离未免太过迫近。
  3、据清同治《当阳县志》“晋隆安五年时析当阳县置长林县。长林建于东,则当阳渐徙而西”⒄,说明今荆门市南境故当阳地亦为长林县地,长林县地域广大,若长林治于县北部边境的仙居一带似不大合情理。
  4、清《光绪湖北舆地记二十》载“安帝又侨立长宁郡于编县,领长宁、绥安、僮阳、绥宁四县,在(荆门)州境者为长宁、僮阳,绥宁后并入上黄、当在今南漳”⒅。当时的编县治所已迁至今南漳西南的许茂故城,说明时编县所辖地域当更接近今南漳西南周边一带。笔者认为与此接壤的仙居(该地位于今荆门市西北、其北和西均为今南漳地域)作为侨立的“长宁郡”更为符合逻辑。如是,则将汉晋编县(武宁郡)定于此不免相矛盾。
  至于杜注“南郡编县东南有那口城”一句,如前文中所作的探讨将汉晋编县定于今子陵,似也未尝不可。杜预并未言编县即今仙居一带,更未言“蓝口”即“那口”,该说仅为刘昭之辞。刘为南朝梁人,当时编县治所在今南漳西南许茂故城,其东南确有蓝口(今磷矿)。“谭图”依“编县东南有蓝口”简单地将汉晋编县定于“仙居一带”似乎欠妥。

  以上分几点说明了笔者对于编县故治的新认识、新疑虑,即:在《水经注》所载方位出现讹误的前提下,编县故治(高阳城)存在“位于今荆门北子陵岗一带”的可能性。究竟孰是孰非?目前依然不好妄作结论,只能以手头所掌握的材料作一些合理的讨论及辨析,希望能为探索工作带来些许进展。





  附记:拙论在有关考察过程中,得到荆门市传统文化协会及副会长王君先生的大力协助;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王琢玺先生提供了部分参考资料;刘彬徽师阅稿并始终予以鞭策鼓励。在此一并谨致谢忱!文中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由此所带来的一切疏误及责任均由笔者本人承担!




注释:
⑴⑷见笔者拙文《编县小考》,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站,2019年7月11日发布。
⑵见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⑶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4期。
⑸王琢玺:《秦汉销县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3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⑹(清)舒成龙修,李法孟、陈荣杰纂:乾隆《荆门州志》卷之一“沿革”,清乾隆十九年宗陆堂刻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版。
⑺(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长林县”,中华书局,2008年。
⑻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篇二八,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1986年。
⑼古代里制变迁参考黄盛璋:《历史度量衡里亩制度的演变和数字换算》,《历史教学》,1983年第1期。刘宋时代1尺24.6厘米,1里合442.8米,刘宋80里合今70里。今子陵岗至乐乡关正好接近70里左右。
⑽(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 山南东道五,中华书局,2008年。
⑾(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五十七. 地部二十二,中华书局,1960年。
⑿荆门市博物馆编著:《荆门子陵岗》,文物出版社,2008年5月,页164、页221。
⒀(清)和珅等撰:《大清一统志》乾隆五十五年武英殿刊行本. 卷二六五。
⒁胡阿祥:《六朝政区》,南京出版社,2008年,页33、41、56、75、102.。
⒂(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⒃(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第22《郡国志》,中华书局,1965年。
⒄(清)沅恩光等撰:同治《当阳县志》,1935年重印本,页73。
⒅(清)湖北舆图局撰:《光绪湖北舆地记》卷二十. 荆门州舆地记一。
(19)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 三国西晋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樓主| 發表於 2019-8-30 13:09 | 顯示全部樓層
本帖最後由 行走楚国 於 2019-8-30 17:33 編輯

由于对“编县”问题的考证是在不断探索中进行的,由此形成的前后二拙文(《编县小考》、《编县小考续》)分别为不同时间所撰,故二文间不免稍显零散而缺乏整体性。为更真实地反映笔者前后思路变化之原貌,请恕愚对前后二拙稿未再作重新整合!文中或有前后显矛盾之处、或有疏漏及证据薄弱等情况,恭请诸师友不吝指正!拙论也承蒙湖北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尹弘兵先生真诚而中肯的意见,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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