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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熊铁基:再谈汉人改造先秦典籍——方法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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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9-8-10 09:45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再谈汉人改造先秦典籍 ——方法论问题    熊铁基 发布时间: 2009-08-04 07:30 来源:光明日报    从2002年12月24日在光明日报发表《重新认识古书辨疑》,到2005年7月19日在该报发表《汉代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前后经历了三到四年,现在又过了四年。在此期间,有一些学者赞同笔者提出的“改造”说,如李振宏同志在此基础上展开了自己的论说(见《河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近日读了日本学者浅野裕一的《新 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的改写》(《文史哲》2009年第1期),觉得有些话还值得谈一谈。我曾对人说,出土先秦文献越多,我的“改造”说越“正确”。下面我想就此再谈几个问题。 如何看待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异同   浅野先生根据新出土文献提出思想史要改写,并批评了许多日本学者的所谓“疑古派与释古派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学者的“观点”是与上世纪中国“古史辨”派的“观点”有关系的,这些问题本文暂不讨论。其实我恰恰是受“古史辨”汉人伪造说的启发,结合新出土文献提出“改造”说,同时也解决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矛盾问题。一般来说,两者的相同之处是主要的,这也正说明它们的渊源关系。《诗经》就是《诗经》,《老子》就是《老子》,从出现之日起流传下来。这种典籍的流传必须有典有据,哪怕是“造说”或者“托之于神农黄帝”,也会另有根据。而相异之处,就是传世文献在“传授”、“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同。先秦时期因“百家争鸣”的大环境,典籍的传授和流传相对要原始、真实,但也有书写之不便、口耳相传之误等局限。秦统一之后经历“焚书坑儒”,到汉代的“独尊儒术”,典籍传授、流传的情况就发生更大的变化了。汉代的“改造”就是一个最大的变化。今之所谓“传世文献”,主要是在汉代定型的,特别是“群经”和几个大学派的“诸子”。当然,汉以后也还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但相对而言要小得多。   许多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有相同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实际上这是极大的好事,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可以从多方面进行研究,如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包括版本、文字音韵等等文献学分支,特别是可以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乃至改写思想史。对这些文献进行重新认识、重新研究,是当代传统学术研究的新任务。 汉人怎样改造先秦典籍   先秦典籍的传世本,应该都是汉人“改造”过的本子,不过,这个“改造”有大小之分、多少之别。“改造”定型的时间,应该主要是西汉末年的刘向校书,《汉书·艺文志》反映了这个结果。汉人为什么和怎样“改造”呢?这当然又与秦之“焚书”有关,如司马迁在《六国表》中所说:“秦既得意,烧天下之《诗书》……《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书籍大量被毁,私藏甚至是壁藏的终究是少数,汉初“除挟书令”乃至搜求图书,也不那么容易,当时是书少而且不全,伏生壁藏《尚书》,“汉定”,“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就是一个例子。当时主要以竹简写成的书籍,私人很难全有,也很难保存,零零星星、陆陆续续搜集起来的书籍,就必须整理、校定,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改造”过程。我们曾经指出,刘向校书是一次大的“改造”,包括为有些书如《战国策》定名,对有些书如《晏子》确定编目,等等,并且这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校书还不只一次。   这里再谈谈民间流传、传授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改造”。谨以《尚书》为例,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汉初寻找治《尚书》者,“天下亡有”,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伏生,“老不能行”,派晁错“往受之”,当时的情况是“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了,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这样以意“属读”,能够保证晁错所录回的本子百分之百是伏生的吗?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本子,“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徵,弗能明定。是后鲁周霜、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云。”一传再传,不知有多少传本,如后世辑佚之《欧阳章句》、《大小夏侯章句》之类。民间还有一些散篇,如河内女子献《泰誓》一篇。当然更有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所得之《古文尚书》。刘向校书时,一方面整理了《经》二十九卷,另外把《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也加以保留,只可惜有关的“书录”没有保留,其所整理的书籍也都亡佚了。现在传世的本子是东晋以后的事了,又当别论。由此看来,先秦的《尚书》究竟是什么样子,至少孔子所删《诗》、《书》的原貌究竟如何?是可以进一步思考、讨论的。伏生所壁藏的《尚书》是否仅仅29篇,有没有佚书呢?我曾盼望是否会有如《郭店简》、《上博简》中那样的“佚诗”现象。听说《清华简》中可能有《尚书》的消息,我十分高兴。等整理出来了,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研究汉人是如何改造《尚书》的。现在学者们出于慎重考虑,对于《保训》是否属于《尚书》类尚未得出定论。但是我想,和“佚诗”现象一样,“佚书”——被汉人编掉了的《尚书》的存在,也不是不可能的。 进一步可作的一些研究   过去所谓“疑古派”,因为发现传世的先秦经典中有些问题是汉以后才有的,所以产生了汉人伪造说。如前面提到的浅野先生所说,这种影响,使得有些日本学者在研究出土先秦文献时把时间也拉到汉代。另外,对《上博简》、《清华简》也有人提出伪造说。其中很重要的一点,都是就传世本与出土文献相比较而言的,如果考虑到汉人“改造”说,有些问题其实是可以不必讨论的,这里包括我曾指出的,汉人“改造”典籍时会打上汉人的时代与思想烙印,但是不能反过来,见到与汉代思想相近的东西,就断言是汉代作品。浅野就列举了这方面的例子,思想分析的结论,往往被新的出土材料所否定。   这中间关键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我们可以根据“改造”说,从具体比较中作比较深入的分析。例如,浅野先生认为,战国时期有《老子》、郭店简《太一生水》、上博简《恒先》各自独立的宇宙生成论,三者并立,因此思想史应该改写。这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在具体比较三者的基础上,看它们在汉代发生了怎样的影响?汉人如何选择,如何采纳,并在其基础上又如何进一步形成自己的宇宙观?本来“道”、“太一”、“恒”也可能只是名词的不同,但后二者加进了“水”、加进了“气”、加进了“神明”等内容,和《老子》抽象为一、二、三不同,所以形成了不同的宇宙生成论。“太一”、“恒”可以与“道”等同,《老子》中“道”和“一”本来也可以说是一回事。但是,“太一”在汉代变成了天神,《史记·封禅书》中有“天神贵者太一”,更不用说后来道教的太一神了。至于“恒”字,我想到了一点,帛书《老子》中的“常道”、“常名”作“恒道”、“恒名”,有人还就此做过文章,“恒”的演变,是否还可以探寻点什么?   又例如,在清华简《保训》的讨论中,有学者就书写笔法、文句等提出疑问。这里我想说,讨论这一问题时是否也应考虑汉人“改造”这一因素。即便是经过汉人“改造”过的《尚书》,如韩愈《进学解》所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文字艰涩,语句拗口。可以这样说,几乎所有的出土文献,在文字、语句方面都比汉人整理过后的《诗》、《书》更难读难懂。先秦所有典籍,变成汉以后的传世本,至少经过文字和语句上的改造,使用汉代通行的文字,调整语句以便传授,等等。   再以《诗经》为例作更具体一点的说明。汉有齐、鲁、韩三家《诗》,还有《毛诗》,实际上还不止这些,至少《汉书·艺文志》就说有“六家”。学界对此有分别的、有综合的、也有比较的研究,成果已然不少。我的学生葛立斌就曾试图进一步具体研究汉人对《诗经》的改造,他初步研究认为,传世的《毛诗》与三家诗比较,有一个“版本上的漫长的形成过程,这种版本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字使用、某些篇目的删改、篇名的改变以及类序的编纂次序等多方面的改变。”他统计了从《墨子》、《论语》、《荀子》到《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中引用的佚诗,以及“上博简”提到《诗经》文本中的佚诗,比较其异同,指出:“佚诗的现象到汉代文献中却较少出现了,如四家《诗》尽管存在诸多方面的差异,但在《诗》的篇目上实际是相同的。而汉武帝以后的各种文献引《诗》更是没有佚诗现象。”因此,在这些具体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汉人“改造”问题,能够更好、更全面地认识传世文献,对推进相关研究将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http://www.gmw.cn/content/2009-08/04/content_9601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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