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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懒是错误的邻居(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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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0-1-9 15:03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很早的帖子,刚从网上看到,于是转贴过来:

偷懒是错误的邻居
时间:2004年2月22日 作者:张金耀 来源:书屋
关键词:


偷懒是错误的邻居,错误是位不速之客,往往在人心存侥幸地偷懒时见缝插针地钻过来串门。

语言学界的“王海”伍铁平教授最近在《“三人成虎”新版》一文(刊于《学术界》2000年第2期)中讲到,英国学者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在其所著学术评传《列维—斯特劳斯》中介绍传主的《野蛮人的思想》时指出,只要人们一越过多佛尔海峡(Dover Strait),便可看出英国人给狗命名的方式不同于法国,以此来说明传主“法国式的广义概括站不住脚”。但大约因为“海峡”(strait)与“街道”(street)的英文形近,中文译者遂将“多佛尔海峡”误译为“多佛街道”(王庆仁中译本,页107)。这就导致一些学者在引用利奇的看法时,也沿袭了这一误译。外文原版书在大陆是虽不名贵但却稀有的东西,要征引者在引用译文时核查原文,虽是正当的要求,却有困难的事实。不过,当所引文字涉及到一些极其常见的材料时,可以毫不费力地复按,却侥幸地偷懒,但常常不幸地犯错。

手边就有几个现成的例子。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自其梓行,即驰誉学林,现已成为研治“龙学”之经典著作,然亦间有错讹之处,杨明照、王利器、牟世金、张立斋、李曰刚、斯波六郎诸家已多有匡正。

《文心雕龙》第三篇《宗经》中自“夫易惟谈天”至“表里之异体者也”一段文字,范先生在注中称其师陈汉章先生说此段文字本于王粲《荆州文学志》,他自己又加案语称王粲文见《艺文类聚》卷三十八和《太平御览》卷六百零八。查《艺文类聚》卷三十八引《荆州文学记官志》并无此段文字,《太平御览》(涵芬楼影宋本)卷六○八有此段文字,但出处明确标为《文心雕龙》,卷六○七引《荆州文学官志》(《太平御览》全书引《荆州文学官志》仅此一处)亦无此段文字。陈先生之言及范先生所注出处可能是由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九十一而来,此卷所辑《荆州文学记官志》即录有此段文字,出处与范先生所说相同。杨明照、王利器两位先生又努力追根溯源,指出严氏系袭清康熙时张英等人纂修《渊鉴类函》卷一百九十二及卷一百九十三误引(参杨著《学不已斋杂著》页525、王著《文心雕龙校证》页14)。杨先生后来又进一步考明严氏之误乃由明铜活字本及倪焕刻本《太平御览》错简所致(参《文心雕龙校注拾遗》页20),此说更为探本得要,因为《渊鉴类函》征引上述文字,散在五处(《周易》、《尚书》、《毛诗》、《春秋》、《礼记》之一、增补部分),且未全引,严氏之误不大可能是沿袭此书而来。更令人信服的结论应是张英等人和严氏都使用了前述有错简版本的《太平御览》,因而导致产生了相同的错误。

林岗先生《论明清之际小说评点的文学自觉》一文(刊于《文学遗产》一九九八年第四期,后又稍作修改收入其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一书)在说明“晚明迄清季的小说话语状况”时举例道:
清顾亭林《日知录》卷十三“重厚”条引钱氏语,大发感慨指斥小说,比之汉宋诸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从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其近于禽兽乎!”

读书细致的傅杰先生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傅文刊于《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指出上文中的“钱氏”乃钱大昕,“古有儒释道三教”云云见于钱氏所著《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条。钱氏在顾炎武卒后四十余年才出生,顾氏如何能预引钱氏语?其实,这段钱氏语本是黄汝成在《日知录集释》中拿来参证顾氏语的。黄氏在道光年间综引九十六位学者的言论并加上自己的案语分置于《日知录》中相关各条,是曰“集释”。这九十六位学者的名单附于黄氏叙末,其中第五位即“钱氏大昕”。《日知录集释》的释文,各种版本皆以小字印出,顾氏自己的释文标为“原注”排在最前,随后才罗列各家的相关说法。阅书时稍加注意,就不会产生林岗先生那样的误解。

无独有偶,王学泰先生也接连重蹈覆辙,他在其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第三四二页和《〈发现另一个中国〉序》一文(刊于《博览群书》二○○○年第三期)中称“顾炎武在《日知录·厚重》中说”,接下来的引文却是前述钱氏语。王先生不仅将绕嘴的“重厚”颠倒成顺口的“厚重”,而且干脆让“钱氏”消失,把这段话直接变为了顾氏的言论。

顾炎武虽然鄙视纯粹的文学与文人,主张文章应经世致用,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律己劝人(《与友人书》),并在前揭《重厚》条中痛诋“淫辞艳曲”,不过他对小说尚无明确的意见。以考据名家的钱大昕则一贯对小说大加挞伐,态度比顾氏对淫辞艳曲更为决绝,除前述引文外,他还说:
唐士大夫多浮薄轻佻,所作小说,无非奇诡妖艳之事,任意编造,诳惑后辈。……宋元以后,士之能自立者,皆耻而不为矣。而市井无赖,别有说书一家,演义盲词,日增月益,诲淫劝杀,为风俗人心之害,较之唐人小说,殆有甚焉。(《十驾斋养新录》卷18《文人浮薄》条)

范、林、王三位先生各自在案语和引文之后发表议论:范先生引《文史通义·说林》来说明刘勰“袭用”王粲成文,是不同于“考证之体”的“著作之体”,“不标所出,非为掠美,体势有所不暇及也”;林、王二先生则以顾炎武取代钱大昕,称顾氏的说法“保守而渺无新意”,对小说给予民众的影响“完全持否定态度”。可是他们立论的证据却源于误解,因而议论犹如沙上之塔,全无根柢,尽成凭虚,而且钻之弥深,失之愈远了。
  
《书屋》二〇〇一年第一期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4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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