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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的科学史、社会史、文化史,抑或是博物学史?——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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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0-12-3 12:35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葛兆光 《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12月01日   10 版)
    一

    给余欣博士《中古异相》这本新著写评论,其实我很踌躇,因为觉得棘手。这本书相当复杂,第一,它引述的资料不仅有很多传世古文献,更有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甚至更早的简帛文献,这是余欣的专门领域,却不是我所熟悉的范围;第二,这本书讨论的空间,不止在传统汉族中国,而且旁涉边陲异族甚至西域或东洋,需要懂得更多的文献、语言和历史,我并无这样的知识储备;第三,这本书研究的内容,不仅仅是文史研究领域常见的古代政治、宗教、经济、思想,而是相对研究较少的博物数术之类,从写本到占卜,从人形到药物,从土贡到七宝,繁多而且博杂,让人很难把握;特别是第四,它进入问题的途径和叙述的方式,很难用惯常的学术门类去命名,它是物质文化史?是科学技术史?是知识社会史?或许,它什么都是,或许什么都不是。所以,我始终觉得,由余欣的博士导师荣新江教授来写评论,或许更合适,但是,拗不过余欣的固执,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当然,我之所以答应写这篇评论,也是因为,它刚好和我多年来一直关注“博物之学”有关,或许我可以顺便表述一下我对“中古博物学史”的一些看法。

    在《导论》中,余欣说“博物之学亦为中国学术本源之一端,同为建构古代中国的知识与信仰世界的基底性要素”,所以,他希望消弥现代学科之间的界限,重新建立方术—博物、宗教社会史—知识社会史—中外关系史相融合的研究范式,用一句话说,就是重建“中古东亚博物学”。这个理想非常远大,那么,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什么是中古时代的“博物之学”?

    二

    十几年前我曾经说,自从春秋战国,甚至更早的时代以来,在古代中国知识世界中,有三类学问和技术很重要。一类是与“天”有关的方术,如天文历算、占星望气、式法选择、龟卜筮占、风角五音,也就是通过星辰运行的位置、星辰的色泽变化、云气的形状、云气的色彩、天地的对应关系、时令月日的活动安排、自然界各种声音中的细微徵兆等等,来判断吉凶前景。曾侯乙墓棺椁漆箱的青龙白虎二十八宿图、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各种《日书》以及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可能就反映了这一类方术的内容;一类是与“地”有关的方术,如形法等,这类知识除了地理意味之外,常常兼有本草、博物、志怪,甚至趋吉避凶的意义,仿佛后世的《五岳真形图》、《白泽精怪图》一样,古代传说中所谓“多识草木鱼虫之名”、“辩方物地形物宜”之外,也兼有识鬼神奸宄以避灾祸的意义,《禹贡》对大地的描述,《山海经》对世界的想象,以及传说中“铸鼎象物”的故事,就可以反映这一类技术的意义。还有一类是与“人”有关的方术,包括占梦、招魂、厌劾、服食、房中、导引、药物等等。《楚辞》中的《召魂》、《远游》、出土文物中的“行气玉佩”、战国时代曾侯乙墓中所绘的“羽人”、《庄子》中关于古代导引之术的记载,以及近年来考古发现的简帛古医药文献等等,大致反映的就是这些内容。

    这些在后世先被称作“方技数术”、后被当作“奇技淫巧”,最终被判定为“迷信巫术”的东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却可能是正经的“学问”,既是知识人的文化,也是文化人的知识。以《左传》为例,宣公三年中说的“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就是一种让民众懂得趋吉避邪的博物知识,而昭公十七年说的“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也是一种观察天象以知吉凶的博物知识,而昭公二十九年说的“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更说明“博物”曾经是一种官方的、神圣的、合法的制度性知识。就是始终强调“德”和“仁”的孔子,也曾被人视为博学多闻,他能够看破各种物怪如穿井得坟羊,也能够识别殊方异物如肃慎之矢。近年新资料上博藏楚竹书中的《鲁邦大旱》也记载,当遭遇大旱的时候,鲁哀公曾向孔子要求祈雨,可见儒者原本是懂得解决水旱之厄的,这样我们才意识到,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有求雨之记载,本是儒家士人之传统兼故伎。而司马谈《六家要旨》说,儒家“博而寡要”,所谓“博”就是儒家“以六艺为法”,所谓“六艺”,一是礼、乐、射、御、书、数、一是诗、书、礼、乐、易、春秋,无论哪一种,都是需要很多知识的。只是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孔子等儒家学者,越来越倾向于社会关怀,把知识重心往道德伦理政治的方向倾斜而已。马王堆帛书《要》篇中说,孔子自己也承认“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也”,为什么他与史巫同途?据孔子解释,巫是“赞而不达于数”,史是“数而不达于德”,而他“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同样在前面提到的《鲁邦大旱》中,他也不和鲁哀公直接讲雩祭祈祷的事情,而是借机教育国君,说了一番道理,“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不过,可以补充说明的是,马王堆帛书中的《刑德》一篇表明,“刑”与“德”在早期也和天象占筮之术相关。

    正因为如此,《庄子·田子方》里面才会说,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屡者知地形”,而章太炎《国故论衡》中才会说,古代广义的“儒”就是术士,不仅知天文、识旱潦,而且知天文占候,还会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来教人。至于“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那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儒家知识人。尽管汉代以后,中国知识人特别是儒家学者,在思想上渐渐聚焦社会伦理和政治秩序,论述上倾向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使这些具体知识和技术在儒家的解释中渐渐被哲理化,所以,这些有关天地人的知识才在上层文人中渐渐边缘化,并渐渐在中古中国分化出若干枝系,或者成为谶纬之学,即将具体的天文地理知识提升,攀附经典中的意义;或者成为注释训诂之学,即将这些草木鸟兽鱼虫之名,文本化为经典的附庸;或者产生出《博物志》这种著作,把这种本来合理的知识,渐渐转型为炫博、记异、志怪。

    但是,毕竟博物之学还在世俗社会中顽强地延续,在中古一般知识与信仰世界中,它们仍然是相当重要的学问。上面我说了这么一大堆既往的历史,希望不是多余,因为这可能也是余欣这本书中要讨论的那些博物之学的背景历史。

    三

    更需要强调的历史背景是,“中古”即从魏晋到隋唐这一段时间,中国知识世界暂时打断了儒家化的大趋势,随着佛教带来域外的新知识,与道教激活本土的旧资源,原本被儒家渐渐定型的知识世界迅速地膨胀,中间一长段时间的南北分治和胡汉交错,以及后来隋唐时代繁荣的中外交流,更使“博物之学”有了重新生长的空间。

    也许,我们在通常习惯并常见的文献中,并不容易看到这种博物之学花团锦簇的状态,因为这些文献可能经过历史学家的“筛子”和理性观念的“过滤”。不过,如果我们像余欣那样多看各种“边缘资料”,也许就可以看到通常被“遮蔽”了的知识史现象:可以看到写本时代的“经典知识”,是如何在辗转抄写中被世俗化地传播和扩散,成为日常的、地方的和实用的常识的;也可以看到各种占筮方法是如何把宇宙观念、政治伦理、病理认识、物候观察糅合在一道,并从“中国”影响到“四裔”的;可以看到一些外来的药物、蔬菜和本地的土贡,以及寺院的宝物,它们是怎样流通、收藏,甚至被想象,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的;还可以看到这些“形而下”的博物知识和技术,如何从早期顽固地延续到中古,又如何扩散到西域东海,从而构成了中国甚至亚洲知识延绵数千年弥漫几万里的“连续性”大链条的。

    这既需要超越学科,也需要沟通中外。余欣在书中曾经反复说到一些有关方法论的话题,我希望读者多加留意。比如,第三章一开头说,“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导致了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分离,使得很多重大问题被隐没在学科分野的坚冰之下”,这是提醒我们关注不同学科的沟通;而末尾所说的“这一方术超越了种族与文化的障碍,沿着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整个欧亚均有流传”,则暗示我们应当注意文化史研究不可划地为牢。第五章后面说,数术应当“镶嵌回出土数术文献整体的经络中进行综合研究,加深对那一时代的生活方式、大众文化和集体心态的理解”,并且可以从秦简、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看到“一种占卜技术具有如此强劲的生命力,竟能绵亘上千年之久”,既指出数术研究需要重建的历史语境和生活意义,又指出了中国知识世界的延续性特征;特别是第七章的余论,他郑重指出,应当“以具体的物种为线索,追寻物在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层面的意义以及一些值得珍藏的不同文明之间互动的痕迹”,实际上提出的,就是“博物之学”研究的落脚点以及“物”的跨文化交流。

    四

    余欣这本新著,敏锐地从一些看似零碎的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等出土的资料上,观察到了“中古博物之学”的存在以及流传状况,也透视了这些知识仍然合法甚至神圣的时代环境,实践了他所提出的那些研究方法。在这之外,我还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知识与技术既然在中古时代和世俗社会曾经如此兴盛,那么,它们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又是如何,以及为何逐渐被边缘化、下层化或秘密化的?

    记得大概六七年前,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一次座谈会上,杨振宁先生曾经让我谈中国思想史和技术史的话题,我本来就很关注“博物学”,所以,当时就拟了一个简略的提纲,想从孔子在古代曾经也被视为“博学”说起,谈一谈早期中国的博物传统。现在翻拣当时的笔记,我好像是说,这个历史过程可以勉强分为几段。其中第一,是儒家对各种“物”和“象”的解释,逐渐向“德”与“义”的面向发展,这导致了儒家人文经典的诞生与博物传统的被压抑;第二,是博物知识在汉代渐渐进入经典解释之学,尤其是导致了汉代的谶纬之风;第三,儒家中重视义理之士对博物传统和具体知识的轻蔑,导致了知识人的分化与两个知识世界的形成;第四,是轻视具体知识与技术的玄、佛、道,对博物之学也相继带来冲击和影响,更使得这种博物传统日益边缘化。

    《梁书·朱异传》记载,朱异不仅“遍治五经,尤明《礼》、《易》”,而且“涉猎文史,兼通杂艺”,甚至“博弈书算,皆其所长”,这让当时的大学者沈约很感叹,说“天下唯有文(文章)、义(谈玄)、棋(棋艺)、书(书法),卿一时将去”。由此可见,在余欣所研究的中古时期,“博物之学”的传统一方面在知识人中延续,一方面也成了让人惊叹的凤毛麟角,这也许是一个转折和分化的时代。正是因为知识的正统和主流越来越文本化、道德化和义理化,知识被限制在少数经典的范围,甚至局促在内心的道德体验中,所以,人们对各种“杂博”的知识和技术兴趣渐渐淡化。而此后,科举考试制度将这种知识和技术压抑在另一世界,到宋代理学兴起,在主流知识世界中,更把这种博物传统变成天理的“形而下”基础,只是天理的“附庸”,并不具有一个独立领域,只是在医药、风水、赞礼等等特别的知识人中间,它才可能成为“专业”。因此,博物之学虽然被文化人所艳羡,但却不能成为分化的职业领域,在主流知识世界成了“被压抑的传统”。虽然在清代,由于考据学兴起,学者对天文地理数学器物之学稍稍兴趣有所增长,“博学”风气有所抬头,但遗憾的是,一方面它附着于经典诠释之学,仍然没有形成独立领域,一方面它即将遭遇强劲的西洋科学技术冲击,仍然不能改变在边缘的位置,因此,古代中国的博物之学虽小有复兴,却为时已晚。

    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国际国内学者的大量杰出研究,已经出版了好些分量很重的论著,不过,我总觉得这些论著还缺少了一些内容。为什么?因为有现代西洋“科学”和“技术”观念(或概念)的意义限制,论著似乎很难兼容古代中国博物之学。由于这些古代博物学被“放逐”在现代学术论著之外,所以,即使是那些幸运地被“赦免”而仍得以“侧身”在科学史中的东西,也因为缺乏古代中国整体知识背景的支持,而不能说明在古代中国它为何有合理性。

    五

    与余欣精细的研究相比,我的上述说法只能算是一个相当粗的感想。现在,有余欣的这本新著在,我很高兴,因为这里也许包含了重新建立“中古博物学史”的可能性。当然,也不必讳言,余欣这本书的分析思路,可能受到现在西方流行的“新文化史”,包括疾病史、出版史、生活史的影响,也显然接受了欧美学界关于中国中古有“写本时代”说法的启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研究是追随西洋或东洋的风气,因为他的研究建立在古代中国历史和文献的坚实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在选择问题的时候,因为他有过敦煌吐鲁番之学、宗教史和文献学的训练,所以,他能够从一些过去我们并不很熟悉的资料中,看到新问题,开拓新领域。这部新著的几乎每一章,都是从一些具体而琐细的文献入手,既作精细的考证校订,又广引各种可资互证的资料,重建当时知识世界的历史语境,这很符合我们理想中“小口子进,大口子出”的学术研究方法。

    最后,我要再次说明,给这本新著写评论,最理想的作者并不是我,或许是因为我对“博物之学”也有同样兴趣,或许是因为我也是余欣的同事,所以,余欣让我越俎代庖,并催促着我写下这篇文字。

    (余欣著《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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