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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读《张政火良论易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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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1-25 22:2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作者 李 零   发表于2011-01-23 03:20
       读张先生的书,最最重要,首先你要理解,他是个执著的探索者。他一生追求的并不是什么铁板钉钉、颠扑不破。他对古代的未知世界始终保持着童心般的好奇,他是把探索当最大享受,因此从不以“终结者”自居。

  李  零

  2005年1月29日凌晨一点五十五分,张政烺先生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九十三岁。他的墓地选在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那里有很多名人作伴,王国维在其北,邹衡在其南。每年清明,桃红柳绿,我们会去祭扫。他的墓碑,就像他的为人,朴实无华,上面写着他的人生信条:“真诚求实是为人为学之本。”


张政烺先生墨迹

  一

  张先生是一位“老先生”。他的一生,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1936年,他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般称为“史语所”)工作过十年,对史语所图书馆(今傅斯年图书馆)的建设和保护有大功。在他的回忆中,押解史语所的图书入川是他最自豪的事情。这是第一段。

  二、1946年,他从重庆回到他的母校北京大学,在史学系任教,当过十四年教授,为北京大学培养过许多优秀的学生,然而北大却是他的伤心之地。这是第二段。

  三、1960年,张先生被北大解聘,调到中华书局当编辑。当时,很多调到中华书局的老先生都属于"有政治问题"的人。师母说,他很伤心。他赌气说,他要到农村开照相馆(因为编写《中国历史图谱》,当时他在迷摄影),1963年2月5日,张先生被任命为中华书局副总编,然而他却从未到任,而是待在他长期兼职的中国历史研究所(1977年5月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下文简称“历史所”,从1954年参加筹建这个研究所,他就是该所的学术委员。张先生也是社科院考古所的学术委员)。

  四、从1966年以来,他一直是历史所的研究员。

  张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古代史。他上过北大,从马衡、唐兰学,深受清代金石学和罗王之学的影响;进过史语所,也继承了史语所用考古、古文字研究历史语言的传统;解放后,他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注重社会史、民族史和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眼界更为广阔。在史学观点上,他一直主张魏晋封建论,从未动摇。他特别重视古文字的研究。罗王之学的传人,唐兰先生那一辈是第一代,他和陈梦家先生、胡厚宣先生是第二代。胡先生也是史语所的老人。

  遗体告别会那天,学术界的方方面面来了很多人。

  骨灰安葬那天,台湾方面,史语所的所长王汎森送来了花圈。

  回想当年,我读研究生那阵儿,史语所的老前辈,很多人还在,夏鼐先生还在,尹达先生还在;罗王之学的传人,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除郭沫若、董作宾、陈梦家走了,别的老前辈,差不多都在(当时只有大师,没有“大师热”。现在相反,只有“大师热”,没有大师)。

  说实话,我有个错觉,一直有个错觉,这些先生始终都是“老先生”。当时我们只把这批先生叫“先生”,年纪轻一点儿的只叫“老师”。但这些“老先生”到底有多老呢?以今天的眼光看,好像也不怎么老。比如,就拿张先生来说吧,他在红楼整理组时,不过六十二三岁,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带我读书时,也只有六十七八岁。

  在我们称为“老先生”的古文字学家中,他要算是最年轻的了。

  1979年,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最初的安排,我是跟唐兰先生读研究生,但唐先生突然去世,我才跟了张先生。这以后,秋风骤起,大树飘零。1983年,容庚先生走了;1984年,于省吾先生走了;1990年,柯昌济先生走了;1991年,徐中舒先生和商承祚先生走了;1995年,胡厚宣先生走了。最后,就连张先生也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二

  老师走后,留下一部研究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稿子,放在一个大纸盒里。师母把它托付给我,要我负责整理。这部文稿,现在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即红色大开本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一书。整理经过见我的整理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现在出版的《张政烺论易丛稿》,是汇集张先生研究易学的所有文稿。

  全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是先生生前已经发表的著作,一共有六篇文章,三篇和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有关,三篇与商周数字卦有关。

  下编是先生生前未曾发表的遗稿,即上述《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一书的排印本。

  最后,我们还在书后加了三个附录:

  附录一是摘自中国古文字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长春,1978年11月29日-12月8日)的会议纪要(即《吉林大学古文字学术讨论会纪要》,《古文字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8页),这篇纪要记录了张先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最初提出他对数字卦的想法。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录。

  附录二是外国友人的纪念文章,一篇是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教授寄我,让我转交张先生的一封信,原信写于2000年1月14日,我曾把它翻译出来,收进张先生九十寿辰的纪念集:《揖芬集》;一篇是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得知张先生去世的消息,特意给《古代中国》(Early China)第29期(2004年号)写的讣告,我也把他翻译出来,收入此书。

  吉德炜教授是美国最著名的甲骨学家,夏含夷教授也是美国很有名的古文字学家,他们都对张先生的为人和学问表示了由衷的钦佩,特别是张先生对易卦起源的研究,更被他们视作张先生的最大学术成就。

  附录三是我记上述纸盒内的其他材料,这些材料是和他的手稿放在同一个纸盒里,对理解张先生的思路或许有帮助。

  最后,我从张先生的自述《我与古文字学》中摘录了一段话,是他自己讲自己对易学的研究,作为全书的引子,放在最前面。

  

  三

  古人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想,读张先生的书,首先要了解他的为人。

  第一,他是个老实人,少言寡语,非常低调,老实到近于木讷。

  第二,他深居简出,很少串门,散步,总是旧帽遮颜,低头而行,避免和人打招呼。

  第三,他不爱争论,更不会攻击别人,对别人的伤害,从不分辩,哪怕是最伤自尊、最受侮辱的事。

  第四,他乐于助人,材料、想法都可送人,从不抢材料、抢风头、抢发明权。

  第五,他群而不党,不传衣钵,不立门派,没有自己的学术队伍。

  张先生不善言辞,讲课总是敲脑瓜。

  夏含夷教授回忆,1980年,他在伯克利开会,有个与会者催他,让他快点讲,他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我这个人,走路走得很慢,吃饭吃得很慢,说话也说得很慢。

  由于他的憨态可掬,美国汉学家称他为“大娃娃”。

  在我脑海中,一直有个形象,抹不掉。他爱逛书店,直到很晚,还在买书,胸前总是挂个绿色小军包。

  忠厚笃实,勤勤恳恳,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大家都说,他是难得的好人。

  好人比什么都重要。

  至于为学,我不想吹捧自己的老师。我想说的只有一点,读他的书,最最重要,首先你要理解,他是个执著的探索者。他一生追求的并不是什么铁板钉钉、颠扑不破。他的想法是个开放的探索过程,既对别人开放,也对自己开放。他对古代的未知世界始终保持着童心般的好奇,他是把探索当最大享受,因此从不以“终结者”自居,把自己想象成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集大成者,既终结了别人,也终结了自己。

  回顾张先生的学术生涯,易学研究无疑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这里,我想把我近年的学习体会讲一下,也顺便对某些误解和曲解澄清一下。

  四

  中国的古书,有些很难读,也很枯燥,谁都着迷,谁都不读,《周易》是典型。着迷是迷算命,不是为了研究。

  古人说,孔子老而学易,老有多老?据说只有五十岁。

  张先生也是老而学易,比这个岁数更大。

  张先生淹通经史,从小就熟读古书,其中也包括《周易》,但没有兴趣。他说:

  我幼年讨厌《周易》,曾经认识懂《周易》的人而没想学《周易》。老来整理帛书《周易》,脑力已衰退,不能有所发明,只求无大过而已。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对古代筮法产生不少新的想法,坦率的发表一些肤浅的意见,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资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

  这是大实话。

  我们要注意,他是因为整理考古资料,六十多岁,才迷上《周易》。

  挑战来自考古发现。

  张先生对易学的探讨,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文革”十年的最后三年,主要是整理马王堆帛书的《周易》经传;一个时期是“文革”以后,主要是探讨《周易》卦画的起源。

  1966-1976年,一般人都以为,十年浩劫,学术有如沙漠,什么都荡然无存。他们不知道,事情还有另一面,即使“文革”期间,学术要配合政治,很多事都是奉命而行,但仍有很多学者,而且是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做过许多极其重要的学术工作,从古籍整理到外文翻译,学术的薪火并未中断。特别是“文革”后期,特别是“批林批孔”期间,有一批重大考古发现,恰恰集中在这一时期,研究学术史,谁都绕不过去。比如简帛研究,1972年银雀山汉简的出土,1973年马王堆帛书的出土,就是划时代的大发现。1974-1975年,国家文物局成立了银雀山汉简和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小组,从全国抽调最好的古文字专家,集中在沙滩红楼,通力合作,参加整理,这是学术史上可以媲美孔壁、汲冢的大事。他们整理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贰〕和《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至今仍是简帛整理的典范。

  张先生参加红楼整理组,对银雀山汉简,对马王堆帛书,从头到尾,方方面面,贡献很大,其中下力最多的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贰〕,即帛书《周易》经传部分的整理。这一部分的合作者是于豪亮先生。本书的大部分稿子,上编的三篇文章和整个下编的七篇遗稿,都和这一工作有关。

  张先生的七篇遗稿,没有准确年代可考。但这部遗稿的开头,有用铅笔标注“存底”的一段话,是讲如何修改于豪亮先生的稿子。显然他在考虑,将来如何统稿。

  于豪亮先生的遗稿,就我所知,主要有两篇,一篇是《帛书〈周易〉》,由红楼整理组的负责人韩仲民提供,发表于《文物》1984年3期;一篇是《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校注》,由于豪亮先生的女儿于采芑女士提供,发表于《出土文献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于先生的遗稿《帛书〈周易〉》,据《文物》杂志的编者说明,是写于1976年。我估计,张先生的遗稿大约也写于这一时期,比于先生的稿子晚一些,但不会太晚。

  

  五

  张先生研究帛书《周易》,主要在“文革”末期。帛书分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释文发表于1984年;传的部分,后来一直未发表。未发表,不是他攥在手里故意不发表,像流言所传,而是出于自尊,义无再辱(个中原因,这里不便讨论)。前两天,《马王堆汉墓帛书》的老编辑吴铁梅先生跟我在电话上说,张先生给她讲过一个他们老家的故事,有个人不打算活了,一根葱,两头蒜,该还的都还,什么事都做了了结,然后喝了卤水。她说,从此她再也不催张先生。

  此事按下不表,我们还是看看张先生留下了什么东西。

  现在,我们要想了解他对帛书《周易》的研究,一要看他的遗稿,二要看他生前发表的三篇文章。

  张先生的遗稿,还是“文革”末期的旧稿,主要包括释文和校注两部分。释文部分,只有《六十四卦》、《系辞》两部分整理得比较好,其他还是草稿。校注部分,主要是据王弼本校经,据韩康伯本校传,并参考了汉唐石经,以及《经典释文》、《周易集解》等书所引的各种古本。

  另外三篇文章,有些比此稿早,有些比此稿晚。

  1974年,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刚刚成立。《文物》1974年9期发表了署名“晓菡”的文章:《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文革”期间,时髦用笔名。据考,这是商承祚先生给韩仲民先生起的笔名。这篇文章的后面是《文物》编辑部邀请部分整理者在京座谈的纪要:《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座谈时间是8月28日。纪要中有张先生的发言,可以反映张先生最初的考虑。当时,于豪亮先生还没来北京。

  这篇纪要,多数发言是谈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和其卷前卷后古佚书。当时,尊法批儒,黄老是宣传重点,这很自然。但张先生和周世荣的发言,重点是谈《周易》。张先生指出,帛书《周易》只有六十四卦,卦序排列与今本不同,不附《彖》、《象》、《文言》,不分上下经;《易传》的《系辞》不分上下篇,也没有“大衍之数”章。他怀疑,今本经的部分,卦序也好,分篇也好,都是汉代的改造,很晚才形成;传的部分,也与孔子无关,肯定在汉初以后,《系辞》和《说卦》都是后起。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张先生还是以《周易》指经的部分。本书所收《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座谈会上的发言》,就是摘自这篇纪要。

  张先生第二次讨论帛书《周易》是在十年后。它是配合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的发表,刊于《文物》1984年3期,即本书所收《帛书〈六十四卦〉跋》。此时,于豪亮先生已去世两年。张先生的文章后是于先生的遗稿:《帛书〈周易〉》。于先生的遗稿仍是以《周易》为题,但整理小组正式发表的释文,题目却是《六十四卦》,可见这个题目是张先生考虑再三重新命名。事实上,本书下编所收张先生的遗稿,也把经的部分叫《六十四卦》。

  《帛书〈六十四卦〉跋》,重点是探讨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的卦画和卦序。

  卦画,《六十四卦》以一横为阳爻,同于一字;一撇一捺为阴爻,同于八字,这点是新发现。作者认为,今本《周易》的阴阳爻是从数字一、六或一、八演化而来。他说,阜阳汉简《周易》是以一为阳爻,六(写成∧)为阴爻;马王堆帛书《周易》是以一为阳爻,八为阴爻。一是代表九六之数的九,八是从六分化,代表九六之数的六。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张先生的想法是源自他的“《周易》八卦源于商周数字卦”说,下面还要谈。这里,他除再申他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中提出的观点,还补充了《阜阳汉简简介》(刊于《文物》1983年2期)刚刚发表的新材料。遗憾的是,《阜阳汉简简介》报道有误,误导了张先生。事实上,阜阳汉简《周易》的卦画和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画并无不同,写法都是一、八,而不是一、六。

  卦序,作者是以易家所谓的“父母六子”说为解,认为它的排列与宋朱熹《周易本义》卷前《周易图说》的《文王八卦次序》最接近,此说可上溯于邵雍,上溯于陈抟,上溯于北周卫元嵩《元包》,根子是《易传·说卦》,画成易图,应属后天图,而非先天图。由于帛书卦序与今本不同,张先生认为今本卦序是后来才有,故他把经的部分改题为《六十四卦》。

  1984年后,张先生已从他呕心沥血的帛书整理抽身而退,闭口不谈帛书。帛书《易传》主要是由其他人陆续发表。1992年,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长沙召开,湖南出版社出版了傅举有、陈松长合编的《马王堆汉墓文物》一书,第一次向外间公布了帛书《系辞》的照片和释文(118-126页)。由于材料已经发表,在陈鼓应先生的反复劝说下,张先生才写出了《马王堆帛书〈系辞〉校读》(刊于《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这是他最后一次谈帛书《周易》。

  

  六

  张先生对商周数字卦的研究,主要在“文革”以后。就他个人而言,这一研究是从前一研究生发和延伸,但就学术界而言,却是延续前人的讨论,我们最好还是把它当作一部认识史来看待。

  学界所说的数字卦,宋代就已发现。这种符号是从青铜器上发现。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今湖北孝感出土过著名的安州六器,其中的中方鼎,铭文最后有一组符号,就是这种数字卦,当时,宋代学者曾释为“赫赫”,或“十八大夫”、“八大夫”。这组“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八百多年,一直是个谜。1932年,郭沫若说,这是器主的族徽。其说只是一种猜测,问题还处于混沌之中。

  解放后,这类材料越来越多,局面才慢慢打开。1950年,河南安阳四盘磨出土的商代卜骨有这种符号三组。1956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的西周卜骨有这种符号两组。这两个发现对后来的研究很重要。1956年,李学勤先生猜测,这类符号似与《周易》的九六之数有关。1957年,唐兰先生更明确指出,卜骨上的铭文是由一、五、六、七、八(“二”是误释)等数组成。

  人的认识,总是真知灼见夹杂错觉误解,很少能一步到位,再聪明的人也不能幸免。

  1977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听过唐兰先生讲课。他老人家,年事已高,滔滔不绝,一连几小时,拒绝休息。我还记得,他说,我把这种符号释为数字,有人来问我,难道古人是用电报的方式交流。由于周人崛起西土,民族背景很复杂,当时,他是把这种数字当作一种失传已久的少数民族文字。虽然这一理解并未被学界采信,有人甚至不理解,他这样的高人怎么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但我们不要忘了,正是由于他老人家把这些符号释为数字,才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张先生是唐先生的学生,对唐先生执礼甚恭,每见先生必垂手立。他对唐先生在古文字研究上的贡献非常推崇。解放后,他协助郭沫若先生做过很多资料查证的工作,对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也十分佩服,原来很想接着做(可惜未能实现,只留下他在《大系》一书上的批注,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两位前辈,对他影响很大。铭文,他是采用唐兰的考释;性质,是从郭沫若之说。只不过,他以为学界习称的族徽是父系家族的称号,因而叫做“家号”。

  这是张先生的研究背景。

  唐兰和郭沫若的认识,不管正确和不正确,都是张先生做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有些可能是启发,有些可能是误导,我们不必苛责前人。

  1977年春,陕西岐山凤雏宫室遗址的11号灰坑和31号灰坑出土了一万七千多片西周甲骨。这一年,张先生参观过周原遗址,看过这批甲骨。这是真正推动张先生重新思考上述问题的原因。

  1978年11月29日-12月8日,中国古文字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在长春召开,会议第一天,徐锡台做《周原出土甲骨文字》的报告,就是介绍这批甲骨。第二天,大家撺掇张先生发言,要他就这一发现讲几句话,于是他做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简短发言。凤雏甲骨,出自周人故地,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古人所谓“文王演周易”的传说(见《史记·日者列传》、《汉书·五行志上》等书)。他第一次就这一问题发言,就是以此为话题。他是把凤雏甲骨上的数字符号按今本《周易》加以转写,希望借此说明,这是卜筮并用的结果,筮占的本质是数占,易卦的根子是数字卦。这一看法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本书附录一就是讲这件事情,前面已经提到。

  张先生正式就商周数字卦做详细论证,是在1979年。这一年的春天,他再次参观周原遗址,不仅看甲骨,也看其他文物。他在铜器、陶器和瓦片上都发现了不少筮数。回到北京后,他遍检群书,收集到六十四个卦例,终于写出正式的文章,即本书所收《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这一年的6月初,他和夏鼐、马承源、张长寿同行,参加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中国伟大的青铜时代”展览和讨论会,在会上宣读过这篇论文。这篇文章的中文本是发表于《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英文译本是以“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vinatory Inscriptions on Early Zhou Bronzes”为题,发表于《古代中国》(Early China)第6期(1980-1981年),80-96页。美国汉学家对张先生的印象,主要就是来自这篇文章。

  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中,作者已经注意到早期筮法的复杂性。他心里很清楚,他说的商周数字卦与《周易》是有区别的。商周数字卦在前,是多位数字卦,而《周易》在后,却只有九、六之数和阴阳爻。我们并不知道早期筮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蓍草有多少根,挂怎么挂,扐怎么扐),也不知道早期筮法如何过渡到晚期筮法(如《易传·系辞上》的《大衍之数》章和朱熹《周易本义·筮仪》所说的筮法)。为了探讨这一问题,作者写了“筮法拟测”一节,他用牌戏中的“上牌”打比方,借助敦煌卷子《周公卜法》,推测早期筮法可能有另一套“游戏规则”,无论策数、余数还是分组的方法可能都大不相同。

  这是他的第一篇文章。

  第二篇文章是《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这是张先生为第一次《周易》讨论会(武汉东湖,1984年5月30日-6月5日,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和武汉大学主办)准备的发言稿。此文写于会前(1984年5月20日),但发表却在三四年后(刊于唐明邦等编《周易纵横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77-196页;又见《中国哲学》第14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1-15页)。文章除总结作者对商周数字卦的理解,还补充了两种新材料:

  一、1980年陕西扶风齐家出土的卜骨,上面有七个卦,其中刻于背面右下的两个卦是作:六九八一八六,九一一一六五。过去,因为是看摹本,我曾怀疑,第一个“九”字其实是“八”字,中间的斜笔乃骨面裂纹或羡画,后来,曹玮先生发表了缀合完整非常清晰的照片,我们从放大的照片看,张先生的释读完全正确。

  二、1987年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一号墓出土的占卜简。简文有十六个卦,张先生说他从来不用别人未发表的考古材料(案:这是史语所的规矩,也是社科院考古所的规矩),但为了说明自己的思路,犹豫再三,还是摘录了其中的八个卦,供会议讨论,声明如正式发表的话,可以删去(但出版者并未删去)。这八个卦,有一、六、七、八、九五个数字。

  前者的重要性是发现了九字,后者的重要性是一、六特别多。

  《连山》、《归藏》、《周易》,古人号称“三易”,谓为夏、商、周三代之易。夏、商在东土,周人在西土。古人说,《连山》、《归藏》贵八,《周易》贵九。作者说,周人用九,殷人用八,这可能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不同。

  天星观楚简六数并用,说明《周易》虽大行于世,但早期筮法并未断绝。作者认为,简文卦例,一、六最多,正是阴阳爻的前身。

  关于阜阳汉简的阴阳爻,前面说过,它的阴阳爻其实是作一、八,而不是一、六,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做了纠正,指出两者都作一、八。

  第三篇文章是本书所收《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刊于《文史》第2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4月,1-8页)。这篇文章与第一篇文章不同。第一篇文章主要是讨论商周时期的六爻卦(即所谓“重卦”)。这种例子越来越多,作者说,已有百十来例,准备另文加以探讨(案:并未实现),此文主要讨论商周时期的四爻卦。材料包括卜骨二、鼎铭一,补记还增加了巴黎吉美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卜甲。这四个例子,在《易辨》中已经做过披露,这里是专门讨论。

  这篇文章,从表面看,似乎只是材料的补充,又增加了四个例子。其实不然,它引起的是作者对古代筮法的进一步探讨。

  第一,他尝试以“互体说”解释这类卦象。互体说出郑康成,源头据说是费氏易。

  第二,他说,“筮法不容易解决”,再次借助民俗学的材料(如杨恩寿《坦园日记》卷三所说浔阳府城“番摊馆”的卜法,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的“九天玄女”课),推测四爻卦的筮法。

  和前面的文章一样,张先生说,这不是复原,只是拟测。

  这是作者的最后一篇文章。

  

  七

  什么叫雕刻?罗丹有句名言:砍掉多余的石头。道理似乎很简单,砍去多余,剩下的就是美丽。但什么叫“多余”,却远非一目了然。

  有人以为,人的认知也是这样,铲除错误,就是真理,但什么是“错误”,同样并不简单。

  消灭细菌就不会得病,这是无知幻想。同样,消灭错误,也是无知幻想。没有错误,也不会有真理。

  我这辈子,见过很多老师,他们各有各的风格。

  有一种老师,他只告你可以干什么,并不告你不可以干什么,一切都很现成,书永远读不完,事永远干不完,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

  有一种老师,他只告你不可以干什么,却不告你可以干什么,叫你慎言慎行,少写或不写,唯恐白纸黑字,铸成大错,因为害怕犯错误,因而迷上错误,专从负面看问题。

  还有一种老师,他并没有这种非常实际的指导,只是用自己的榜样,鼓励你去探索,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不较一时一事之短长。

  张先生是哪一种老师?是最后这一种。

  探索是要犯错误的。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陈寅恪《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我并不认为,老师的学说就不容商榷。

  比如下面五条,就可以讨论:

  一、先生认为,今本《周易》的面貌,包括卦序,是形成于汉代,现在从上博楚简《周易》看,恐怕要重新修正。我分析,简本卦序还是同于今本,文字经破读,也大同小异。可见《周易》的面貌很早就略同今本,这和我们得自《左》、《国》筮例的印象也比较吻合。

  二、先生说,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是后天卦序,现在经学者讨论,恐怕还是和先天卦序更接近。

  三、先生把中方鼎的卦画解释为“家号”,恐怕也值得重新考虑。他认为,史墙盘铭文中的“以五十颂处”,“是说给了他们以卦为名的邑”,我觉得,铭文既然是讲赐邑,唐兰先生把“五十颂”读为“五十通”,要比这种解释更贴切。铜器铭文中的卦画,缀于铭末,恐怕还是和择吉铸鼎有关,未必是徽号。

  四、四盘磨卜骨有三组卦画,先生把“七八七六七六”下的字释为“曰隗”,现在看来应改释为“曰甶(思)女(?)”;先生把“七五七六六六”下的字释为“曰魁”,现在看来应改释为“曰甶(思)女”。因为释文改变,先生以之为《连山》首卦的猜测不免落空。

  五、饶宗颐先生提到的吉美博物馆藏甲骨,摹本有误,所谓“卦画”,从照片看,其实是“戈六百”三字。

  老师也是人,老师也会犯错误,既有别人的误导,也有自己的错觉,这很正常。但我完全不同意某些人的评价。比如从前受教于北京大学,现在供职于台湾史语所,有个叫李宗琨的学者,他对大陆学者的探讨采取全盘否定,特别对张先生的成果更是一笔抹杀。这种评价很不公允,我就完全不同意。

  大陆学者讨论“数字卦”,积半个世纪之努力,虽然意见不尽统一,过程时有反复,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取得很大突破,并非如他所说,张先生的研究全是主观臆说,大陆学者都是风行草偃。

  这里,我把我的体会总结一下:

  第一,商周时期,卜、筮并行,是最重要的占卜,地位高于其他数术。学者从铜器、甲骨和其他出土物上发现过去称为“奇字”的神秘符号,其实是早期筮占的遗存,年代可以早到商代晚期,很可能本来是殷系的筮占,后来传入西土,才有了周系的筮占。就像龟卜,殷系和周系不尽相同。卜筮是卜算。筮占在本质上是一种数占,占卜工具是筹策类的计算工具,占卜结果也是用数码形式表现,足以说明这类占卜的源头究竟是什么。这些符号,经大陆学者共同研究,可以肯定是由数字组成,其实是一种数字卦。虽然这种数字卦,在《周易》大行之后,仍有较长的延续,可以晚到战国、西汉,但没有证据可以支持,《周易》类的新型占卜是另有源头,一开始就与早期数字卦是平行关系,跟数字完全无关。早期数字卦,现已发现的实例,数量相当可观,毫无疑问,全是得自十位数的数字系统,我称之为“十位数字卦”。

  第二,《周易》一书,学者多认为是形成于西周时期,《左传》、《国语》可以证明,至少东周时期已非常流行。这种筮占,与《连山》、《归藏》并称“三易”,都是以九六七八之数和阴阳爻为形式,显然是一种新型的筮占。这种筮占,也许是脱胎于周系的十位数字卦,而不是商系的十位数字卦,但不大可能是脱离原来的背景,与比它更早的筮占毫无无关。《周易》一书,现有三个古本:上博楚简《周易》是战国古本,马王堆帛书《周易》和双古堆汉简《周易》是汉代古本,都是以横画表示阳爻,两撇表示阴爻,书写形式完全同于十位数字卦的一、八。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卦画与之类似,只是除了一、八,还有一、六。六字的写法还是同于早期数字卦。这绝不是偶然的。李宗琨说,他相信,这种筮占与早期数字卦无关,别有源头,古本所见卦画不是数字,这是信仰,信仰没法讨论。事实上,战国、秦代和西汉,所有的阴阳爻都这么写,没一个例子是采用横画断连,像今本这样。横画断连的阴阳爻,见于出土物,最早的例子是熹平石经和乐浪式盘,都是东汉的东西,这些证据,你说你不信可以,但不信的证据在哪里?一点反证都没有。这样抬杠就没意思了。我把这类卦画叫“两位数字卦”。

  上述两种筮占可能有关,可能无关,这是一回事。它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其实是另一个问题。说实话,这是一个还要继续探讨的问题。目前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有关,比如张先生和多数学者都持这一观点,从筮占的性质看,从卦画的形式看,从奇偶二元化的趋势看,都比较合理;另一种意见认为无关,只有金景芳、李学勤等少数学者持这一观点。这两种意见哪种对?要看证据,也要看道理。简窄,不便书写,就把阴爻写成两撇,这种理由太勉强;从古文字材料找平写的阴爻,也至今没有找到。

  李宗琨的文章,属于支持后说,但于后说没有提出任何正面的支持和积极的证据。他的文章,完全是从负面立说,没有创造,只有攻难。

  他的攻难,主要是两条:第一,张先生常用《周易》转写商周数字卦(李学勤先生,还有很多学者,他们也这样做),但两者并不能证明是同样的东西;第二,张先生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证明,十位数字卦怎么变成两位数字卦,两位数字卦怎么从九六七八变成一、八。

  关于第一条,我想说的是,大陆学者并非全都如此,比如我就不这样做。我认为,这样做,很容易使人误解,以为十位数字卦等于两位数字卦。但学者这样讲,我们应抱“了解之同情”。我们要理解,当初学者是在探索新发现与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周易》是我们的认识起点,转写只是一种通俗的讲解,目的是帮读者了解,这些出土发现是一种类似《周易》的数占。事实上,你只要认真读一下张先生的文章,就会发现,他并没有认为,这两种数字卦是直接对等。李宗琨抓住这种表达方式不放,以为张先生是以《周易》简单比附商周时期的数字卦,这是见其小而忽其大。其实张先生要论证的是,《周易》是从早期数字卦发展而来,而不是等于早期数字卦。两种数字卦,可能有某种继承关系,但又不完全一样。

  关于第二条,我想说的是,只要不带偏见,只要有足够的理解力,在张先生的三篇文章中,你会发现,他始终认为,早期筮法是个很大的谜,因而并未为这个问题下最后结论,也不认为现在可以下这个结论,更没有认为大家不可以讨论。相反,他把这个问题看作一个开放的问题,希望大家提出别的方案。如果他真的以为,早期筮法就等于晚期筮法,他就不会借助打牌提出他的种种拟测。他讲打牌,表面上看,似乎毫不相干,无论如何算不上什么过硬的证据,但我认为,这种考虑最有启发。早期数字卦,我们看见的只是一组数字,而看不见数字背后的东西,这就像我们手中有牌,但并不知道怎么玩。事实上,他要告诉我们的并不是某种确定答案,而是问题的范围和可能性,是占卜的基本原理。

  显然,张先生并没有傻到李文所想象。他的头脑很清楚,我们要想得到十个数,肯定不是按照“大衍之数五十”的办法。当时挂怎么挂,扐怎么扐,怎么分组,怎么排序,一定有另一套方法。

  

  八

  张先生是个老派的学者,像很多老先生一样,留下的著作并不多。但他学养深厚,胸怀博大。在他身上,我们还能看到罗王之学的探索精神和史语所的博大格局。(我所知道的罗王之学,是个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献学家、古文字学家共同参与,格局非常博大的学问,绝不是今天那种除了撅屁股认字,其他什么都不闻不问的所谓古文字学。)

  他像一面镜子,可以照见今人之油滑、刻薄、猥琐、固陋。

  现在的古文字学界,在新一代的年轻学子中,有一种风气很不好,就是争强好胜,党同伐异,如蚊嗜血,如蝇逐臭,闻他人之过则喜,有一得之见则狂,专以纠谬订错、攻击他人为目标,不是诲人不倦,而是毁人不倦。

  这已经远离了正常的学术批评,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批评。

  批评并不等于纠谬订错。说实话,学者称为“硬伤”的绝大多数错误,其实都不值得大特批。只有针砭时弊,才需要大刀阔斧,迎头痛击——痛击的不是个人,而是潮流和风气。

  学术不是“吸尘器”。

  我说过,批评是要怀有极大敬意的。

  如果别人的文章值得你批评,一定是别人在前面给你铺了路,哪怕别人的失误,也是重要启发。你通过你的批评,可以和你的同行,共同推进学术,这才是批评的目的。如果你是踩着别人的肩膀说话,就该客气一点。你对你的批评对象要怀有极大的敬意。

  说句大实话,不犯错误不是人。

  其实,错误是与生俱来。人不可能出口成章,毫无口误,文章也很难一气呵成,总要反复修改,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错误,每时每刻都会犯。累了会犯,病了会犯,一不留神就会犯。知识不够会犯,学问大了会犯。即使再聪明的人也会犯。大人物就不犯错误吗?没有的事。老头子,不识盈虚有数,明明体力不支,记忆力不行,还要挺着撅着玩命干,错误岂能幸免?同样,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也会犯错误。

  不许自己犯错误,办不到。不许别人犯错误,更是最大的错误。我说过,“天地之间最没有常识的一件事就是认为别人没有常识。”

  九方皋,想看的看,不想看的不看,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忽其外,连牝牡骊黄都分不清,当然是“硬伤”,但他独识千里马。

  牝牡骊黄,并不是学术目标。

  学术是一种追求,学术是一种探讨。我向往的学术,更像艺术创作,而不是体育比赛。

  我是学考古和古文字的。很多人都以为,这两门学问最基础,最实在,什么都是铁板钉钉,这是说反了。其实,这两门学问都是非常非常开放的学问,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就认识的总体而言,最不可能定黑白于一尊,很多想法都要集思广益,反复探讨,反复修正。谁想称王称霸,唯我独尊,只能自取其辱。

  在这篇读后感的结尾,我想把张先生的两段话抄在下面:

  卜筮是人类在无力掌握客观规律的情况下,希望借助于某种符号的变化窥测神明的意向。至于怎样取得和怎样辨认这些符号,卜筮人所用各种方法却都是人为的规定,没有客观规律或逻辑的必然性。就如同许多游戏一样,都是以意为之,我们看各地发掘出许多六博的工具,但是无法恢复其游戏。以象棋或扑克牌来说,不经传授,谁也无法推测出其原定的规则。所以这里提出的筮法只是拟测的一个方案,借以增加对那些考古材料的理解,谈不上复原问题。(《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

  最后,应当声明一下。我不是说这二骨一鼎的铭刻必须这样讲,既然发现了三个四爻卦,顺便说出自己对它的解释,这只是个人一时的意见,并不排斥其它的说法,还请方家多多指教。(《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

  读张先生的书,我还记得,他说,很多问题,他还想接着写,重新写,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但他的书,文如其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尽心”而已。

  一个人,尽了他的心力,留下他的追求,这难道还不够吗?

  先生留给我们的是一片广阔天地,只要辛勤耕耘,一定会有收获。

  2010年6月1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今天是我的生日。■

  延伸阅读

  ●《张政烺论易丛稿》

  张政烺著,李零等整理,中华书局,2010年12月第一版,定价:精装76.00元,平装56.00元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1/23/56197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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