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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乎?河南大学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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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11-5 17:31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刚翻看《石璋如院士百岁祝寿论文集》,集后有邢本宁访谈记录的《蓦然回首,白云依旧——石璋如爷爷的早年教育》,其中提到石先生中学毕业后考入郑州大学史学系(611页),这里有错误,石先生就读的是河南大学,不是郑州大学。民国时期河南省的省会在开封,所以河南大学也在开封。50年代省会迁到郑州,但是河南大学仍然留在开封。郑州大学自然是在郑州,但那是50年代才组建的。现在仍然有人把郑州大学和河南大学搞混(我就碰到过不止一次),所以我猜不是石先生回忆时搞错了(他应该不会记错自己母校的校名),而是整理的人搞错了。
位于开封的河南大学仍然保留着不少民国时期的建筑,很有特色,校园东侧以开封古城墙的一段为其院墙,北侧一墙之隔就是湖光塔影的铁塔(即北宋开宝寺塔)公园,没去过的人,盍往观乎。
發表於 2011-11-6 12:36 | 顯示全部樓層
有人愿做导游乎?
發表於 2011-11-8 09:34 | 顯示全部樓層
楼主可是郑大毕业的,却在为河大做起了广告,呵呵!
發表於 2011-11-8 09:57 | 顯示全部樓層
石璋如先生1902年出生于河南偃师。
郑州大学1956年才建校。
發表於 2011-11-8 10:19 | 顯示全部樓層
發表於 2011-11-8 10:41 | 顯示全部樓層
10年前去过河大,学校不错
 樓主| 發表於 2011-11-8 12:04 | 顯示全部樓層
 (转自http://www.kaogu.cn/bbs/dispbbs.asp?boardid=10&ID=279
石璋如在河南大学


一、军事化管理的河南大学

我念中州大学预科时的校长是张鸿烈,从十七年九月开始读大学本科,校长凌冰,原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当时河南为冯玉祥的势力范围,与冯有旧的凌即担任校长,在任时间并不长。学生入学的宿舍时是从北边住起,慢慢向南掉换。预科新生没有资格住楼房,而住在靠铁塔一带平方式的排房。东边的宿舍从南向北数是东一、东二、中间的排房(预备留欧美学校时建筑的)、东五、东六。西边也有西一、西二。学习采行军事化管理,在生活上每栋宿舍月三层楼,每层楼有六间屋子,每间房住四人,每间斋房有军队派来的排长管理学生,清早起来由排长带领做早操,上午、下午都要做体操,另外设有总队长。学生穿着跟军队一样的军服、灰棉袄跟大衣上课,居然比穿袍子还暖和。这时每天起早,身体也不怕冷。

学校举办的纪念会此起彼落,学生每到纪念会就要穿着军服列队出席,开会比上课还多。像一次冯玉祥与蒋中正会晤,学生吃完早饭就从学校所长的北城排队走到农学院所在的南关,这趟路平日学生都觉得又远又累,全校学生都必须出席,军队也在场列队,当日冯、蒋站在临时搭的台上互相吹捧北伐的成功,军官在旁作陪,冯玉祥穿着军服、打绑腿,蒋总司令就穿的很漂亮。学生也要帮助农人打蝗虫(打蚂蚱),就是由排长带着学生扛着扫把,到种谷子、麦子的农田,见到蝗虫就要打。

开封临近汴河,黄河河滩上的风沙常被吹入城内,被城墙挡住的就形成与城墙同高的沙地,人一出城就走上沙地,饭桌上也满是风沙。凌冰想到一若是柳树成荫即可抵挡风沙,于是教学生将柳树插入地上,说树就是每个人的纪念,他种的树即挂有凌冰的牌子,有些学生很讨厌凌,半夜就偷偷去拔一下树苗,让树根离地无法顺利地吸收水分,柳树苗就慢慢枯死了。

在大学六年中,河南大学换了九个校长,都与政局有关。虽然在民国十七年河南大学改称国立河南中山大学,但还是受到地方政治局势影响。第一个校长张鸿烈,第二为凌冰,第三为原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查良钊,从他开始每日早晨都有训话。第四为师大校长邓萃英,承袭查的训话作风。不久查再度回任。第六为黄际遇,他接任查良钊的厅长遗缺也兼任河大校长,从他开始便是教育厅长兼校长,在民国十九年政变时去职往山东。第七个是张广兴(任期很短,十九年六月至九月)。第八个是李敬斋,跟学校关系很深,是预备留欧美学校时期的计划人之一,也是张鸿烈的手下,很关心学习。李学建筑出身,曾骄傲的说河大宿舍的兴筑,所有物料都经过计划,完工时只剩下一块砖头,而河大的计划也出自他手。第九个也就是我毕业时的校长许心武。


二、河南大学历史系课程、师资与校园生活

我在预科一年级开始用白话文写作文,教国文的吴静禅老师很喜欢白话文,作文分数就很高。本科国文教员刘盼遂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受业于王国维,精于《说文》,他很喜欢文言文,所以我的国文刚好六十分。我的室友刘雨民所写诘屈 牙的文言文受刘赏识,作文分数不是九十八,就是一百,刘雨民就常说我国文六十分。我其实还选过刘的《说文》课,听课也很仔细,但是刘大概认为我只会写不够讲究的白话文,一定不是国文系学生,而是理科学生,选课是来凑分数的,就只给我六十分。可是我的数学明明不好,我是大一分科就选史学系。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他会认为我是理科的。

预科有几个活跃人物,像做过内政部政次的高应笃、立法委员的马乘风、赵某。当时国文课作文是将方格纸装订成一本,一本字数约五千字左右,通常一般人只写两本左右,他们文思泉涌,一写都写好几本。不过他们后来都没进入大学本科,因为民国十七年北伐军已入河南,他们活跃于国民党省党部,经常在学校、附近的省党部两边上课办公,后来一忙也就读不下书,最后可能转读中央政治学校。当时大学本科里还有位刘潇然学长,口才很好也很能干,曾于张继莅校演讲当场对辩起来,后来也当省党部组织部长,地位算高的。对于其他的党部活动,我们并不清楚。

我是河南大学历史学系毕业的,系上功课内容相近于中文系,只是多了专史而已,此外我们还有一项别校没有的特色课程就是“中州文化史”,由张森祯(遂青)先生教授。张是河南的书香世家,曾任河南省通志局协修,熟悉地方实事,也关心与文化史有关的安阳发掘。我到现在排不全历史系主任,只记得萧主任将原本凌乱的课程排出规模,让学生有更多选修课可选,不过他排完课就离职。

有位老师马元材,北大毕业,教过军校,随河南省主席刘峙同来河南,人很能干,先于许心武,在学校讲当时无人开过的新课程——经济史。我的室友刘燿(即尹达)喜欢新课程,就选修经济史,我也修相关课程。马元材后来也加入第四次安阳发掘,不过在我参加前就先走了。五六次时他担任河南省政府的秘书主任,到安阳去作招待工作也参加发掘,并不看坑,当时部属谷正伦就要看坑,谷后来都未参与安阳工作,而马在来来去去之外则一直参与。河南省府对在安阳高工作的发掘团不错,也遏制地方盗掘的风气,对安阳发掘很有贡献。马也是五四运动的健将,是傅斯年先生的学弟,对我们更帮忙。马习惯写毛笔大字,签名也是一样,据说批省府办公事就是如此,我想从小事中反映马元材应该是刘峙省主席手下的重要人物。抗争复员之后,傅斯年想请回校教书的马作北大总务长,为马所拒。马元材其实教书蛮认真的,著作也不少,傅先生不久就来台湾大学。北京沦陷后,马曾到南京我这里寄放一些书,后来又取走,我想或许是在已迁到苏州的河南大学任教,后来他没有从大陆出来,我就不知道日后的下落如何了。

安阳考古在十七年十月、我本科一年级就开始了,唯为时不长。董作宾先生不久就来开封整理资料,十二月时就到河南大学七号楼二〇一教室报告考古发掘,我去听讲。校内的六号楼是图书馆和演讲厅,七号楼则是一般教室和理科的实验室。七号楼的二〇一、二〇二教室都是大教室,我就是在有桌椅的二〇二上刘盼遂的国文课,有椅无桌的二〇一可以容纳较多听众,因为学生很好奇安阳的发掘,报上也有宣传,理工科学生也来听讲,听讲者多到要用站的。董先生不仅说明安阳发掘甲骨出土的情形,当场在黑板书上甲骨文字来说明,说甲骨文还更早于《说文》的字。其实刘盼遂是王国维的门生,也懂一些甲骨文,不过刘讲《说文》,对经术学问钻研的更深,偶然才说甲骨文。董先生的演讲引起我的兴趣,对我以后从事考古有点影响,不过我当时还不敢希望日后能参与安阳考古。

十八年秋,安阳考古跟河南图书馆的地方人士发生冲突,河南图书馆认为甲骨是河南的资产,应该由河南人发掘,就自行派两人到安阳发掘,跟中央对立。李济先生就暂停工作,向研究院的傅斯年报告,傅又向蔡元培院长报告,于是蔡院长就派傅斯年到河南和地方交涉,表示甲骨虽然出自河南,但还是属于国家。傅斯年就在民国十八年冬天来河南,住在河南大学宿舍。当时河南省政府中的老国民党员张钫(伯英)任职建设厅长,跟于右任一同在陕西起义,跟刘雪亚关系不错,查良钊时任教育厅长,所以傅先生就要找他们交涉,可是当时中央与河南有冲突,省方准备打仗,就找不到人,傅就在忙着找地方士绅交涉。傅先生也在河南大学六号楼演讲考古,不过绝口不提敏感的政治和安阳发掘,也不评论省方自行发掘的对错,毕竟河南大学是河南省方所辖,傅不欲节外生枝,所以只谈科学上的问题、发掘方法等等。傅先生读过很多古书,与学生讨论热烈,反应很成功,使得学生们对于中央研究院的认识比较深刻。后来双方达成协议,就是河南省政府要派人招待发掘团,河南省教育厅要派人参加安阳发掘,河南大学也要派学生实习。因为先前南北交通断绝,傅先生无法回北平,但是又找不到地方人士,进退两难,最后交通恢复,条件又已谈好,所以在十八年快过阳历年时才回到北平。但是十九年河南又打仗了,只好再度暂停安阳考古,中央研究院先去山东作发掘。

二年级时,我和刘雨民合住从北向南算、在校本部的东二斋二楼宿舍,室友还有刘耀、同乡刘竹林。河南人说三是“卅”,所以一个姓石三个姓刘,说的快些会让人误听为“姓石的杀了姓刘的”。三刘的烟瘾都很大,平常室友白天都去上课,下课后去图书馆,很晚才回寝室睡觉,并不觉得烟有多么厉害。放假时,我因为听演讲,和到图书馆查资料,就留在宿舍没回家,没事就出去看电影再回宿舍休息,他们也留在宿舍,白天晚上都在宿舍聊天,烟抽得更凶,我虽然不抽,但是闻久了二手烟就让我咳嗽得厉害。于是十九年河南打仗时我就回家治病,医生没说病情为何,只说因为肺不好才会咳嗽,开了几帖中药给我吃,略有好转。时近暑假,我想到不能再请假了,得考期考,就算补考也得说明理由,以免受到学校处分,我就赶回学校,回学校后发现校内没有学生,学校职员问我回来做什么?我回答要考试啊,他就说已经放假了,我还担心会不会是我请假太多,不晓得学校已经考完试放了假,他告诉我学校因为战事不进行放假,我就赶紧回家。


三、因实习而加入安阳发掘

迨战事结束,学校恢复上课,我回校已是民国十九年下半年,室友刘燿看见图书馆内有第二期《安阳发掘报告》,刊载傅先生跟河南交涉的结果,河大学生可以实习,他把书借出,告诉我:“你肺里头有点毛病,就去做田野工作,也许对你健康有好处。”学校当时有贴通知,让学生自行报名参加安阳工作,除了我跟刘耀以外无人报名。报名之后第四次安阳发掘已经开工,教育厅先派河南博物馆馆长关百益、河南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彼时在博物馆工作的许敬参参加开工,并派人另加接待。等学期中获得学校通知可以成行的时候,已经算晚了,我们如果不去的话也有损学校颜面,因此就去安阳,不过安阳发掘团稍后就因躲避战事收工了,所以实际工作时间并不长,对考古认识有限。我们去的时候没有碰到关、许,他们已离开安阳,教育厅为履行约定,另派冯进贤继续工作,唯不久发掘团就收队了。听同学转述,因为安阳常刮大风,关、许即使戴口罩、又戴风镜,抵挡风沙的效果有限,便受不了风沙,先行离开了。

安阳发掘团全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发掘团”,刻有图章,直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并未挂名。当时我们跟发掘队一起住在袁家花园,我们直接到洹上村东部的袁家花园,简称“花园”报到。才住没几天发掘团听闻石友三即将开战,就预备停工。袁家花园附近就是石友三的叛军所在,叛军认为发掘团是中央的奸细,所以董先生、李先生于停工后怕被误会,就赶紧坐台车离开,河南省政府派的秘书、工作人员也走了。我们回到学校,学校已经考了试,因为学校规定承认我们的选修课,也承认参加发掘工作可以代表各科成绩抵学分,所以我们也就等于考了试一样。

从二十年三月起,就开始预先选课,听候研究院的开工通知后再去安阳,由学校支付路费,有研究院照管伙食。第一回去安阳,我们只带了车票,学校没给回程车钱,我们也忘了要钱,因此没有回程路费,正好大学同学、史学系学生会会长刘国藩是安阳人,住在学校宿舍同楼同层。我、刘燿、刘国藩在史学系学生会曾经共事,我跟刘燿当秘书,彼此是好朋友。他托我们带信给老家的哥哥报平安,于是我们就去向他哥哥借钱,才有路费回到开封。

初到安阳的晚上,发掘团欢迎我们两人。发掘团成员有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王湘、吴金鼎等人。吴金鼎是山东人,清华大学研究所毕业,是李济先生的学生,很爱说笑话,曾发现山东城子崖。吃完晚饭后吴金鼎先自我介绍,然后介绍我们以前见过的董先生。吴说,董先生的“宾”在甲骨文写法是个人形,所以应该研究甲骨文。郭宝钧名字有“金”,应该研究铜器。吴“金鼎”也应该研究铜器,不过他实际上研究石器。刘燿有“卯金刀”,也应该研究铜器、金文。我姓石就该研究石器。学人类学的梁思永,永是越久越好,所以应该研究旧石器时代。李济的济有“调剂”之意,那一个部门缺少人,李先生就去调剂沟通。因为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所以我还能记得。有些人觉得吴金鼎先生只会说笑,不怎么欣赏他,可是吴先生的研究成绩很好,发现很多遗址,也注意到人所未见之处。

从此开始,我就以大学生身份在安阳实习,参与安阳考古,也自此与考古结下不解之缘。

  摘自《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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