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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漢代铜壶銘文之書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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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7-3-15 16:3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關於漢代铜壶銘文之書體
滿城漢墓隨葬有兩件錯金銀銅壺,張振林稱其銘文“是用變形雲氣”裝飾而成,其一壺蓋銘文則“是用鳳鳥和魚紋”裝飾而成。 張氏雖以其書體為鳥篆,但將其文字裝飾部分加以區別,較之徑以鳥蟲書為斷 ,誠為明白。
另有伯希和舊藏錯銀銅壺,其銘文書體與滿城漢墓銅壺所見類同。李寶才稱其銘文“筆畫起始或收筆時均作雙環雲紋,用鳥首作筆畫起始或收筆時,鳥首眼睛處也為雙環雲紋”;曹錦炎亦云:“以變形雲氣紋結合鳳鳥裝飾而成篆文”,并以滿城錯金銀銅壺其一之器表文字特征同之。李、曹二氏,俱以伯希和舊藏此壺文字為鳥蟲書。
按滿城漢墓錯金銀銅壺其一壺蓋銘文,確如張振林、曹錦炎所云,以鳳鳥、魚為裝飾,是為鳥蟲書無疑。然此與其壺身、另一壺及伯希和舊藏銅壺銘文,皆以雲氣宛曲為飾,實有顯著區別。李、曹二氏以為筆畫起始或收筆處似鳥首,實乃雲氣造型,與滿城漢墓銅壺其一之蓋表文字鳥首造型截然相判。三壺雲氣皆有出曳,此亦見於满城汉墓错金云纹博山炉 。而西汉晚期错金勾连云纹钫 ,其雲紋已無此等造型。故此三壺,除滿城漢墓一器蓋銘文書體可明確為鳥蟲書外,其餘銘文書體雖宛曲類之,但顯是有異於鳥蟲書。
許慎《說文解字敘》稱秦書有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莽新改為六書:古文(孔子壁中書)、奇字(古文而異者)、篆書(即小篆)、佐書(即秦隸書)、繆篆(所以摹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
其中摹印一體,徐鍇《繫傳》以為“屈曲填密”。殳書一體,徐鍇《繫傳》引蕭子良云:“殳書,伯氏之職,而古既記笏,亦書殳”,而謂“臣以為古盤、盂有銘,几、杖有誡,故殳有題;殳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也”。然殳之於物,實非大類。故徐氏所云“殳書”者,其體若隨殳有八觚之勢而書之,非但言題於殳者即是“殳書”也。按《釋名》云:“殳矛,殳,殊也”,“使殊離也”。《漢書•溝洫志》“皆往往股引取之”,顏師古注:“股,別支也”。是知“殳書”者,其體必隨勢而有別引離支。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引蕭氏語作“古者文既記笏,武亦書殳”;段氏云:“按殳,以包凡兵器題識,不必專謂殳;漢人剛卯,亦殳書之類”。唐蘭、陳大年皆承段氏說,而謂剛卯刻字為殳書遺制或仿殳書。王正書稱剛卯刻字之書體,為隸書和小篆兩種;被稱之為“殳書”的,應是小篆的減筆字。 然其刻字,絕無徐鍇所謂隨其勢而書之體,亦未有別引離支之態。故疑段氏所云者,未必也。
王西園《集古印雋》所錄三印,其篆雖無雲氣之飾及別支之筆,然其行筆宛曲相引 。陳簠齋旁題曰“殳”,是知其據徐鍇意而斷之為殳書。然此等文字並無別支,當仍屬“摹印”、“繆篆”。
然則,“鳥蟲書”、“摹印”、“繆篆”、“殳書”,其體皆宛曲,此其同者。所異之處,蓋鳥蟲書以鳥蟲為飾,摹印、繆篆填密而無他飾,殳書筆有別支。
滿城漢墓、伯希和舊藏銅壺以雲氣紋為飾之銘文,既非以鳥蟲為飾,其各筆又別離引取、隨勢出支,或作雲氣之壅聚、曵尾之狀,恰與徐鍇之說“殳書”特征相符。
王正書云剛卯刻字存在減筆,與漢代鏡銘有相似之處,“兩者的差異是鏡銘以省偏旁為多,而剛卯文字往往僅留偏旁”。按《說文解字敘》秦書八體之一為“刻符”,徐鍇《繫傳》以為“符者,竹而中剖之,字形半分”。則漢代剛卯刻字與鏡銘有減省偏旁或僅留偏旁者,或即為刻符。
《說文解字敘》云莽新時六書,已無殳書,此蓋并省於繆篆、鳥蟲書內。
丁酉仲春既望後貳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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